这幅日军登城的照片既是济南古城之殇的再现,也是日军暴行的铁证。
□韦钦国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3月20日成立)汪精卫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统一”,于8月19日“迁都南京”,史称宁汉合流,但京津、直隶、东北等仍为奉系军阀所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大业”或者说为了击退奉系军阀,1928年4月5日在徐州誓师组成北伐军,决定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军阀进行讨伐,史称“第二次北伐”。
北伐军开局顺利,但在即将进入山东地界时遇到了日本阻挠——日本一向认为山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战之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就曾有所谓“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转交给日本”的提案,并因此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北伐之前日军在济南已驻有军队——率先向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建议出兵山东的就是日本驻济南陆军武官酒井隆少佐。
日本对国民政府北伐是有预判的。国民政府的策略是“交涉”和“斡旋”,即不与日军发生直接“冲突”。
1928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曾致电蒋介石,“请于军事进行时,注意胶济路沿线日本侨民利益”。4月23日,国民政府委任蔡公时为战地外交处主任,蔡公时随即“分函驻沪各国领事,声明国民革命军对战地各友邦侨民将尽力保护”。4月19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召集内阁临时会议,以“山东形势急转,内乱将波及日侨,出兵纯属自卫”为由,通过了出兵山东决议。
4月25日,在黄郛的指示下,驻日本东京特派员殷汝耕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此人即二战结束后被远东国际法庭认定的十四名甲级战犯之一)。松井表示,“日侨集中济南城西商埠区,遇有紧急情况,当撤至保护区内”,“希望”北伐军“勿与日军冲突,免计划成泡影”。日本政府还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与北京北洋军阀政府送来“觉书”(类似于备忘录),表示出兵旨在保护日侨,“一俟战争停止,即当撤退”。
而此时日本集中在青岛的军舰已有32艘!再说,中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活动,日本何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这不是诡诈么?
北伐军于4月30日对济南发起了总攻,次日即克复济南。但日军第十一旅团司令斋藤声称“无论何军闯入日军警戒区内,一律勒令缴械”,在城外商埠区设立沙包、铁丝网等防御工事。
为息事宁人,5月2日,刚上任的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会晤斋藤时再次声明“负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3日上午9时,北伐军第四十军宣传队在四大马路纬一路口魏家庄张贴标语时,日军无理开枪射击,击毙军民十余人,并非常残忍地杀害了国民政府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蔡公时在济南上任首日便遇难!日军不顾外交礼仪烧毁了黄郛办公处,并用大炮轰击北伐军,先后杀害我军民一千余人。史称“五三”惨案。
当夜,获悉情况后的蒋介石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等会商后决定分兵渡过黄河,绕道北伐,并于5月下旬逼近京津。日军判断在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和国安军难以抵挡,便趁火打劫,欲在张作霖败退北京之前逼其“解决满蒙诸悬案”,包括签下由“满铁”在东北兴建满铁支线的合同,以前“提出条件十款,其苛毒不忍言”(《时事新报》语),但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有几十万军队念起“拖字诀”。
此前,日本人已与张作霖结下“梁子”。1925年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结成同盟发动兵变,张作霖非常狼狈,日本关东军与张作霖达成“密约”:关东军出兵援张平叛,张口头允诺承认“二十一条”。最终郭松龄兵败遭俘被枪决,待兵变平定后关东军找张作霖兑现“承诺”时,张作霖“王顾左右而言他”,日本人很恼火。
1927年4月,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际,田中义一担任了日本首相。为了控制中国东北,他采取对蒋利诱、对张施压的策略,以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本土”、同意北伐军通过济南为条件,换取他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对张作霖则频频要其兑现“密约”承诺,强索铁路权,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但张作霖始终未能全部满足筑路、开矿、移民等要求。不但如此,关东军认为张作霖还煽动军民反日游行,两万余人的游行队伍喊出了“打倒田中内阁”的口号。在日本看来,张作霖对其“东北权益”及“满蒙”问题非常不配合,就有了除掉他的想法。
在北伐军的攻势面前,张作霖于1928年6月2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6月4日凌晨5点30分,他乘坐的专列被关东军预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重伤于当日在沈阳死去。史称“皇姑屯事件”。
一个月内相继发生“五三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根源就是日本将中国东北视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入侵东南亚的大后方,欲长久控制东北。
1928年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在“觉书”中郑重其事地提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后来成立伪满洲国就不难理解了。在1945年日军战败前夕,日本仍坚持“宁愿放弃东京,也不放满洲”的说法。所以,日本制造“五三惨案”看似阻挡国民革命军北伐,实则是向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施压,既避免其力量进入东北,也逼其承认日本对东北的控制；炸死张作霖是因为他不“配合”关东军对东北特殊权益的要求。二者殊途同归,实则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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