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清
陶愚川先生是一位有着奇光异彩、值得为之大加点赞的学人,在曲阜师范大学的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强调抓阶级斗争之时,陶愚川成了被怀疑的敌特对象,活动受到了监视。依据就是他于1938年10月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回国后即赴重庆,“在国民党教育部任职”(陶愚川《留日、留美杂忆》)。1950年又去香港,向其父和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的大哥陶百川寻求经济资助。虽然不久就返回了大陆,但此行被怀疑是去领受政治任务。有人更猜疑,他带回了一架发报机,放在孔林的一座古墓里。
外语系教授许汝民对我说过,当年,系里曾安排他暗中监视陶愚川。一个星期天,陶离校外出,沿着岚兖公路,径直西行,走到了兖州县。许在公路下,尾随其后,悄悄地跟着,既不能让陶察觉,又不能跟丢。在兖州火车站附近,陶进了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大米饭和一碗鸡蛋汤,就返回了学校。往返60华里之遥,就为了吃一顿南方人喜欢的米饭。
“文革”前期,陶先生和俄语教授廖世喻合住在一间平房里。房间很小,大概有十来个平方米。当时,一些老教师成为冲击对象。陶、廖都是挨批斗的“牛鬼蛇神”。一天,外语系的几个学生来闹腾。他们在房间外门上方的砖墙上贴了“鳖窝”两个大字的横批,又在门两边贴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然后,命令陶、廖每人都大声念一遍。陶先生不紧张、不羞涩,淡定自然地念了一遍。廖先生江南某地的口音较重,因把“窝”念成“kuò”,受到了呵斥。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中断多年的科学技术人员职称晋升工作恢复了。因为晋升职称要考外语,外语系应当地驻军单位要求,曾向曲阜的“一四二”医院和“八三八”仓库、兖州的“九一”医院等单位派去教师,举办培训班,帮助有关人员学习外语。当时,陶先生被派到了“九一”医院。培训班结业时,我和系主任陈雅民同志应邀出席了结业典礼,并受到了宴请。开宴前,我问陶老师酒量如何。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不要忘记我是绍兴人”。我说“明白了”。我知道,绍兴是出好酒的地方,“状元红”、“花雕”就是那里的名酒。
陶先生在接受了主人的一次敬酒之后,就全然不理会酒桌上的那套程式,不言不语,独自吃了起来,任凭他人说东道西,从不插言。只在医院领导肯定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和良好的教学效果,一再表示感谢时,他才回了三个字:“应该的。”有个军医说,陶先生掉了几颗牙,他们几次提议为其免费修补,都被谢绝了。此时,陶先生依然不说话,好像军医说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事后,我问过陶先生,在“九一”医院期间,正好有机会补牙,为什么不同意呢?他做了简短的回答:“那是自然现象,勿需补的。”
陶愚川先生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文革”初期,外语系所在教学楼的楼道两边墙壁上,满是大字报,其中,也有不少涉及陶愚川的。于是,就有“红卫兵”勒令陶去看关于他的大字报,还要考问,检查他是否看过。这就不得不看了,陶先生拿着一本32开的油光纸笔记本和一个铅笔头,在楼道里走着、看着,偶尔在本上记几个字。就这样,楼上楼下看一遍,就把揭批他的大字报内容装进了脑子,任凭怎么考问,都能过关了。
外语系的庄上峰先生曾对我说,在老教师中,他最佩服敬重的是陶愚川先生。他说,陶不仅品行好,而且学问也好。他讲了“文革”中他和陶去劳动改造的一些事。有一次,劳动中间休息时,陶请庄随便说个字,他就能背一首里面有这个字的唐诗。庄说了几个字,果然如此。他很敬佩陶先生对唐诗的熟知程度和强记能力,说“不服不行”。
从陶愚川先生所写的《留日、留美杂忆》中得知,他于1912年7月生于浙江绍兴。1930年8月至1934年7月在上海大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934年11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教育、哲学及教育史”。1936年秋,又到了美国,“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西洋教育史”。1938年10月回国。
陶先生终身未婚。传说,年轻时,他曾有一位恋人,二人情深意笃。不料,未及步入婚姻殿堂,恋人便去了天国,陶先生悲痛不已,从此,便独身一人生活。
陶先生人生旅途的后几年是在泰山疗养院度过的。我在党委工作期间,曾几次去看望他。在疗养院,陶先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单身,但我不是独身主义者。我深知,单身是很苦的。”这大概就是他久藏心底的人生感悟吧。对其苦,苦在何处,苦到什么程度,非单身者是无法想象的。
1998年,陶愚川先生在泰山疗养院去世,享年86岁。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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