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萍
初中三年,我住校,带的饭菜一直都是地瓜煎饼和咸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那片农村,主食大都还是煎饼。住校的同学中,带煎饼的也不少,但多是白面煎饼。我带的地瓜煎饼,已经少见。
我家姐妹四个,两个超生,农村超生家庭的生活特别困难。麦子磨的白面,除非家里来客,否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一年到头吃的,都是地瓜面。
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像个机器一样,俯在鏊子上,一手添柴火一手摊煎饼。煎饼一张张地揭,我妈脸上的汗,像下雨一样,顺着脖子往下淌。
一天的煎饼烙完,我妈的肩膀疼得胳膊都不能抬起来平肩。
我家小孩多,我妈的活也多。为了赶活,她用的鏊子特别大,摊的煎饼比较厚,面刚熟,煎饼还软软的,她就揭下来。这样的煎饼肯定不好吃。所以,我二妹就哭闹着不吃,想吃馒头。我是老大,我吃。不光在家里吃,上学的时候,我还背上一摞。再包上一包我妈腌的咸菜。
我妈腌的咸菜也不好吃。她太忙,成天忙着地里,地里的活是一家人全年口粮的保障,家里的活都是次要的。越是下雨天,她越要往外跑,去盖麦子放水,咸菜缸里淋上点雨算啥。咸菜缸里淋上雨,咸菜就烂。
初中三年,我一直吃的都是地瓜煎饼就烂咸菜。夏天,我妈烙的煎饼太湿,星期天下午带去,星期二就霉了,我把霉煎饼一个一个地摊开,在苍蝇纷飞的简陋宿舍里,晾干。继续吃。
我妈摊的煎饼太厚,晾干后更咬不动,我二妹痛恨地叫它鞋底掌子。她在家里,也常常一边哭一边还是要愁眉苦脸地啃鞋底掌子。
没办法,饿,没有别的吃。
我同学美霞,也是老大,父母为躲计划生育去了东北,每个月给她汇钱,她富裕得可以常年在食堂里吃一日三餐,奇怪的是,也每天陪着我吃地瓜煎饼就烂咸菜。
在一起啃地瓜煎饼就烂咸菜的岁月里,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每周,我带去煎饼和咸菜,两个人一起吃。吃光了,再一起吃她在食堂买的馒头和一毛钱一份的大锅菜。
对我来说,那已经是美味。
后来她去了北京,多年打拼后成了很多家连锁店的老板。每年她都会回老家,每次回老家,都会来看我。
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一个乡下的穷教师,因为一起吃煎饼就咸菜的经历,我们两个,四十多岁了,仍然可以像小时候一样躺在一张床上聊天。
她每次回来都想吃我妈烙的煎饼腌的咸菜。有一次她吃着吃着就哭了:“姨,你知道我为什么愿吃你做的煎饼咸菜吗?我从小,就被父母扔在老家,天天盼着父母回来看我,盼了几十年,也没吃上我妈做的一顿饭。”
雷厉风行的成年人,哭得泪流满面。他们一家人始终不在一起,她一辈子的遗憾。
我多幸运,至今还可以吃妈妈做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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