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李敬泽出的书似乎都是“小书”,却从来都是越读越厚,越读越有味。读今年新出的《青鸟故事集》,如同一场惊心动魄又刺激好玩的冒险,大开眼界,最关键的是让我重新认识历史,建构全新的自我。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本书,那就是“囮”。据《说文解字》,囮,译也,“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也作“讹”。南唐以来,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通俗地说,就是报信之人。试问,那些被翻译过来的西方名著或其他译文作品都是准确而真实的吗?《飞鸟的谱系》中有个案件很值得玩味,印度水手在广州犯案,法国人请英国人老汤姆翻译,老汤姆又找来会几句印度话的木匠阿树,一场错误百出的翻译让人啼笑皆非,没有达成任何交流。显而易见,“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每次相遇都是深不可测的陷阱,匪夷所思的差错、误解、幻觉和欺骗在其中翻滚沸腾。”翻译是不靠谱的语言魔术,“如果翻译是面对文本的一面镜子,那么这个大写的人碰上了一面魔镜,类似于照妖镜或‘风月宝鉴’。”由此可见,你以为的历史真相以及那些教科书上的“白纸黑字”,很多不过是历史这面哈哈镜的倒影。在被忽略的历史中穿行,李敬泽要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翻译史也是误译史,在翻译与被翻译中,我们重新建构现代文明,应以宽博的胸怀去接纳,从而抵达理解的彼岸。
利玛窦的自鸣钟,穷波斯的小商贩,西方的外交使者,异域文化的爱好者……书中随处可见西方与东方文化的碰撞、误解。事实上,我们最易忽略的那些历史边角料甚至那些垃圾才是哈哈镜里最滑稽的部分。比如《行动:三个故事》中的那个俄国人,文物贩子。他从街上摆小摊的印度人手里买回五个象牙雕刻的小佛像,每次探宝的时候,就放入墓穴里几个,原样埋上,待五十年后有人挖出来就变得古色斑斓,发现者如获至宝,不啻于今天某地发现什么惊天墓葬或珍贵文物。可见,我们低估了历史的伎俩,当“现在”浸入“过去”,使它真伪难辨时,你又怎么敢断言眼前的现在就是货真价实的现在?当得知现代人对挖宝的痴迷与疯狂,隐藏在历史背后的那张鬼脸一定会幸灾乐祸,他的坏笑中蕴藏着一个道理:我们都是历史的奴隶、时间的奴隶、死亡的奴隶,我们无从选择,无可逃避,这就是荒谬。很多时候,历史因为这张鬼脸而不朽,这亦是构成世界的本质所在。
译来译去,生活在别处。我们的世界充斥着荒谬、误解,“把一个盲目的历史转化为意识,使每个人的属于神的那一部分浮现出来”,还有隐藏在历史身后扮鬼脸的形形色色的人。这本书,是对我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一次重构,望见了“星沉河底,雨过河源”之外的大气象,也看到了“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的大悲悯——是在历史暗流涌动中摘取五颜六色的野花,在“全球化”的今天发掘那些充满错谬的情境和缭绕的想象,更是于荒谬人生中开采无用的知识和不相配的东西。在我看来,“无用的知识”就是保持与异质经验交流的好奇心,“不相配的东西”就是试图去与不同文化对话,这些恰恰是文学的意义:穷尽想象发现一切可能,然后用超级的想象力为历史镶上一圈花边。
当年,博尔赫斯谈到《鲁拜集》作者欧玛尔、英译作者菲茨杰拉尔德时说过,“或许欧玛尔的灵魂于1857年在菲茨杰拉尔德的灵魂中落了户。”我觉得,李敬泽儿时阅读的那些云山雾罩“不着调”的书(比如他最难忘的《吹牛大王历险记》)也早在他的灵魂中安了家,他才得以“凭借艺术,凭借大胆的、肆无忌惮的、厚颜无耻的编造,我经历着我的‘历史’,我是自由的,历史不能把我怎么样,相反地,你们所说的历史将越来越像我的书”。《青鸟故事集》就是他的一次集中行动,也可以说是汇报表演,“使每个人的属于神的那一部分浮现出来”,在纸上写下了清晰可见的未来——“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但是,行动尚未完成,还在偏僻的角落里秘密而有趣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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