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学而优则仕”
专业背景有时也是短板,独立精神也会“添乱”
2015年01月1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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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底,又一批在北京挂职副局级干部的学者走马上任了。
北大教授张颐武、中科院院士施一公任职文化局、卫计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兴凯挂职北京轨道交通公司副总。
“学而优则仕”的老理儿,仿佛在新时期的学者身上又焕发了生命力。
今天的“学者当官”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关注当代版“学而优则仕”,内心真正的期盼是什么?当理想照进现实,学术与官场、知识与实际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纠结?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别的事都能说挂职这事就算了”
2015年1月,北京市新一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副局级干部的名单已贴在网上多时,但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却权当没看见。
“挂职那事已经开始了。”其实挂职也不是天天坐办公室,张颐武还在学校里呆着呢,课也照上,一切照旧。
记者打电话这会儿,平日里能言善辩的张颐武突然开始闪避,“采访我别的事都可以说,但是这个事就算了,没多大意思。”
然后,连说三声谢谢、两声不好意思,张颐武便匆匆挂了电话。
按理说,“学而优则仕”已盛行了上千年,在文化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今天学者做官,怎么这么低调了?
历史学者鲁海听说记者采访“学者当官”这事,笑着摆摆手,连说不好答。
“今天要我做官,我怕是也做不了了。”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2011年挂职,是北京市首批挂职锻炼的学者。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挂职刚开始,还不好说,只有经历一段时间才能总结出经验。
只有经济学家李稻葵定期在微博上发布一些挂职后的心得,也是北京市首批挂职锻炼的学者之一。
不过除了在2011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上以官方身份出现外,李稻葵平时也是“挂职不担任具体工作”。
为何学者们对挂职都避而不谈?
其实,不谈学者,单说挂职,就很值得细思量。
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董利忠说,挂职这事,上世纪80年代最火,为的是协助和提高当时文化层次不高的工农兵干部,但最近几年,随着干部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挂职的热度有所降低。
对于个人来说,挂职锻炼仍是仕途升迁发达的“前奏”。挂职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干部,“以前经常在大学当中找一些处级、副处级干部,平级调任或者升一级任命。工资待遇不变,大约一年以后,再回到原单位上班。”董利忠说。
挂职分为“挂住”、“没挂住”和另外提拔三种结果。除了“没挂住”之外,基本都会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2014年12月,第二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副局级干部刚上任,第一批干部的挂职“效果”也出来了。除了在各领域贡献各自的专业才智外,首批9名挂职专家,在2013年换届中全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中4人当选常委。
爱“开炮”的学者官
“残留农药不控制,再过50年中国人将生不出孩子!”
前些日子,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又在媒体上显露“个人表达”。
从2003年非典暴发、2009年甲流传播,再到近几年的雾霾、H7N9流感、中医转型、抗菌素使用,像上面这样“不中听”的话,钟南山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说说。虽不中听,可老百姓却最吃钟院士这一套。有评论说,这是人们对一个学者专业的信任。
钟南山并非只是一名学者,他不仅是广州市科协主席,还担任着广东省科协副主席、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吸烟与健康医学顾问等职务。
总有人强调官员表达要识大体、顾大局,但对于一些普通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钟南山却始终坚持实话实说,把专业身份摆在官员身份之前。
为此,连钟南山自己都承认,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他得罪了不少人。
“但我做事,不唯上,只唯实。”钟南山说。
学者做官,其实有一大难——在两种身份之间,办实事说真话,还能顶住压力。
近代知名知识分子傅斯年便是一位连蒋介石都无法“镇住”的学者型官员。这位仁兄不仅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进入立法院做官以后,还专门挑“四大家族”的刺儿。
为了让傅斯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专门请客找他谈心:蒋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傅答,信任。蒋又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今天,这样的学者官员依然存在。
前些年,对于垃圾焚烧发电这样一个“洋”事物,许多城市项目上马后都急着唱赞歌,但在2010年青岛市两会期间,时任青岛市环保局总工程师的王军借助媒体之口,道出了二恶英污染的危害性以及垃圾焚烧发电的风险性。这一席话,迫使黄岛垃圾焚烧项目停建。
时下最火的环保名词PM2.5,曾让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忙坏了。
杜少中在自己名为“巴松狼王”的微博上,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你来我往”,反对他国对我国事务说三道四,但作为一名环保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忘记告诉北京市民一个真实的现状:“北京市当时连PM10都未能达标,公布PM2.5,其实毫无意义。”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杜少中却认为,这是公众应该知道的。
除了向公众表达真知灼见的学者官员,央行行长周小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山东省省长郭树清等业界公认的学者型官员都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
当理想照向现实
“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
这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野火集》序言里的话。在台湾读者心目中,作为文人的龙应台始终是站在批判政府的思考者立场的。
龙应台曾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台湾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没有尊严,没有生活,什么条件都是最差的。”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
2012年,龙应台就任台湾地区首任“文化部长”。此后,她受到最严厉的指责:“为什么龙应台当官后就‘变脸’?丧失道德判断力?”“龙应台的自我言论审查所为何来?”“她已经从一个正直的作家沦为世故的政客”……
虽然龙应台过去三年做了不少事,但老百姓看到的,仍旧是龙应台在用文艺化的语言表述政务。
龙应台不得不在2014年提出辞呈,并表示要好好休养一下。
同在台湾的李敖年轻时曾猛烈抨击台湾时弊,可没想到他中年以后竟然也参加政治活动,甚至担任台湾的“立法委员”。对此,他认为自己就像当初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样,做的不是官,而是事。
实际上,除了面临身份转变带来的新压力,理想与现实操作的矛盾,也会让学者做官困难重重。
2014年,品尝到为官不易的不仅是龙应台,还有卸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
“人生很脆弱,但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说这句话时,朱清时有些悲凉。
作为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者与领军人物,学者出身的朱清时为实现理想,5年来顶住了许多压力推动改革。
然而,在朱清时卸任时,有评价说,他失败了。
“我们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中。”为官两年后,龙应台悟出踏上仕途之后出现不适的原因。
惯性的期待也该变变了
就像今天人们期待学者挂职官员一样,用人单位期待学者能带来智力支持,百姓期待学者能将求真务实的学术之风带进工作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是期待者中的一员。“听说张颐武教授也去做官了。我相信他的到来,会给政坛带来一股新风,形成官员群体的新形象。”
其实,学者是否要为官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新中国成立之前,学者一方面不齿于与官僚阶层为伍,一方面又被官僚集团所左右。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虽然对建设新中国充满热情,但时代对他们的态度,却忽左忽右。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做官的标尺又变了。
许耀桐说,现在如果没上过大学,都没法当好基层干部,今天对干部的要求包括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这其中就有两条与知识相关。翻开许多领导干部的履历,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生,甚至海外留学的也越来越多。
随之而来的却是种种伪学历与伪学识,以及一些官员对知识分子身份病态的渴望。
“以前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更像是仕而优则学。”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荆林波发现,没有一个官衔,没有一个学术职称,根本无法登大雅之堂。似乎官职与学问是正相关的。
因此,有学者担忧,官员学者化正有被庸俗化的趋势,其骨子里仍是过去“学而优则仕”惯性思维的延续。
许耀桐发现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即官员学者化已成为今天选拔任用官员的趋势,甚至许多基层公务员群体的知识水平也达到了大学本科。
毕竟时代已然改变。
“从政不做学问,做学问不从政。说的是人们做事要专一,既想当好官,又琢磨着做学问,这其实是做不来的。”许耀桐说,后工业时代到来,人们的专业知识不再是综合性的,特别是学者的知识面专一,从另一个角度看,专一可能代表狭窄,他们是否真能胜任官场,还要看情形而定。
通俗地讲,以前“学而优则仕”,现在呢,“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未必能当好排长。”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法生说,今天的学者是专业领域的“高人”,已不是过去的“士大夫”了,对知识分子阶层的道德期待今天也该有所改变,不要对今天的学者从政要求太高。
“我想,什么背景的人做官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官者做了什么事。”董利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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