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见到发现
2015年01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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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新
2010年秋天,我应邀赴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讲学,趁机游历了克里米亚和黑海之滨的历史名城敖德萨,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作为前苏联著名的艺术之都,敖德萨有着浓厚的人文底蕴。它与音乐的关系,就像法国的波尔多与葡萄酒的关系一样。敖德萨还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和卓越的短篇小说大师巴比尔的出生地,也是抽象主义绘画创始人康定斯基长大的地方,后者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学教授任上开始画家生涯的。
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盖尔范德也出生在敖德萨郊外,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有一次他得了阑尾炎,要求父母答应买一本《微积分教程》才同意开刀,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机。盖尔范德在泛函分析领域独树一帜,建立起了赋范环论,即巴拿赫代数。他曾三次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荣获首届沃尔夫奖,与印度的拉曼纽扬、中国的华罗庚并称为三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
那次我住在敖德萨老城区的一家小旅店,当我漫步在以“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命名的大街,走过一座院落门口时,忽然在通道幽暗斑驳的墙壁上找到了灵感,拍摄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幅抽象作品。在海水一样湛蓝的墙壁上,有两条游弋的鱼,底下那条横着游,尾鳍像是划水的手臂；上面那条像蝌蚪,正奋力上升。没想到我的德文翻译看后很喜欢,后来这幅作品还被用进我在法兰克福书展讲座和朗诵的海报。
我在敖德萨的最后一天,是在大街小巷漫游中度过的,寻找拍摄的灵感或冲动。翌年春节过后,我获得一次机会重访纽约,在曼哈顿的居民区徜徉时,发现那里的街道可谓抽象摄影的天堂。除了墙壁,还有一些灯柱、信筒、电线杆、配电箱和垃圾桶值得留意。我终于明白,一座城市的文明或文化最终体现在居民区的街道和墙壁上。当然,那种被政府统一处理过的除外。一发不可收,我一路拍摄至中美洲诸国。
2012年,我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访问期间,走遍了从寓所到办公室每一条可以通行的路线。等到秋天来临,我飞往东非五国和民主刚果(埃博拉病毒的发源地和命名地)。在印度洋海滨的达累斯萨拉姆,我找到了抽象摄影的又一个天堂。那些生锈的铁门上,残留着被撕去的纸张痕迹；在没有涂鸦的墙壁上,表层墙体的脱落会显露人类或动物不同寻常的情感。之后我又以缪斯之名,造访了墨西哥(阿兹台克和玛雅)、秘鲁(印加)和伊拉克(苏美尔、巴比伦和阿巴斯)三个文明古国。
通常人们会认为,抽象是数学和哲学的特质,现代数学的分支里甚至有“四大抽象之花”。但实际上,抽象也是现代艺术的共性,这一点,20世纪以来的绘画和雕塑可以证实。古希腊的全才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是艺术的起源。在现代艺术诞生之前,一切创造实践都离不开模仿。换句话说,是对人的普遍经验的模仿,不同的是,仿制的技法和对象不断更新。而美的感觉要求有层出不穷的新的形式,对于现代艺术家来说,通过对经验的描绘直接与大众对话,已经是十分不好意思的事情了。
回顾我本人的创作实践,即便那些具象作品(尤其是风景),也可以从中窥见某些抽象的特质。比如2002年的《正午的月台》、《乡村公路》,2004年的《提尔的鸟笼》、《地中海》,《泰晤士河》(2008)和《门德尔松的花园》(2010)中的那两把椅子,还有《黑海》(2010)、《冰湖》(2011)和《街景》(2012),等等。我完全能理解,为何“现代绘画之父”塞尚的灵感最初来源于故乡普鲁旺斯的山区景物。
我曾在《诗的艺术》中提及,现代艺术的主要特点是从模仿上升到它的高级形式——机智。1943年,毕加索把自行车的三角挡拆除,让坐垫和把手连在一起,形成一只《公牛头》。夏加尔的《提琴和少女》(1955)让提琴倒置在地上,使得琴箱和少女的臀部融为一体。而在《京都的黄昏》(2008)里,我也让被俯瞰的古都和桌子上方的灯笼合二为一。
如同西班牙哲学家桑塔耶拿所言,机智的特征在于深入到事物的隐秘深处,在那里练出显著的情况或关系来。依我看来,这就相当于:从看见到发现。抽象摄影更接近于“新绘画”或“新艺术”,但它依然是真实的,我不喜欢电脑合成,也不愿意学习这一技术。可以说,我的相机“不会撒谎”,依然是世界的窗口或镜子。
1958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负载理论(theory-loaded),他认为人们的视觉经验取决于文化等因素。由于原有的经验、知识和理论背景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图形可以产生不同的直觉,在同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东西和意义。不仅如此,科学发现也是这样,汉森认为它是一个逆推的过程,这就把摄影与科学发现相联系。他的同行、物理学家兼史学家库恩进一步指出,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家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变是科学革命。这里的范式是科恩哲学的核心,表示某种派生的思想和概念的发端。
最后,我想说说汉森的传奇人生。他原是一名小号手,曾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后因战争中断音乐生涯。他加入了海军,成为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两千多小时后退役,而后努力成为一位学者。先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继而来到英国,入读牛津和剑桥大学,获双博士学位。随后任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建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并任主任,执教耶鲁,并重新飞上蓝天。1967年,他驾驶爱机在雾中前往伊萨卡,途中坠落身亡,年仅42岁,留下多部未完成的著作。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随笔和游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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