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为拿杨绛先生装腔调而羞耻
2016年05月3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王昱
杨绛先生去世后,在中国舆论场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朋友圈的群众们突然齐刷刷成篇成篇转载她说过或没说过的各种“金句”,与此同时,书店老板们也从不起眼的角落里搬出杨绛的作品,搬到显眼位置,等着卖断货。
这种跟风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另一些群众的反感,于是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前两天,时评人曹林的公众号发了篇文章《你的问题在于读得太少而点蜡烛太多》,提出了一个让不少伪文青们心虚的问题:你们有多少人真读过杨绛写的书?
文章的质问直指要害,显得很给力。不过细一咂摸,这种质问其实透着一股子森森的优越感——那是一种读书多的人对读书少的人的优越感。其实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对那些没读过杨绛却偏要拿杨先生装腔调的人宽容些,群众们跟风缅怀杨绛,并非因为现代人比以前浮躁,而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毋宁说,喜欢装腔调,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
不像杨绛那么雅、但已去世很久了的王小波曾在他的杂文中讲了一个段子。他说中世纪法国村姑们见面时并不会像今天的姑娘们一样秀LV包包,而是会互相说上一句“圣母玛利亚是值得赞美的”,这种话并不是为了表达宗教虔诚,而是为了表现自己高贵冷艳——中世纪虽然被称为“宗教统治的时代”,但其实真正读过《圣经》原文的人没几个,因为那年头造纸和印刷术都还没发明,《圣经》是抄在羊皮纸上的,抄一本《圣经》用剩的下脚料够一家人吃一年火锅。《圣经》还是用高大上的拉丁文写的,法国乡间的愚夫愚妇们当然不可能读过,只能从教士那里听来零星的几个段子。但正是这种稀缺性,给了姑娘们用《圣经》显示自己品位的动力。在这种沟通中,其实双方都明白对面这位压根没读过《圣经》,但谈得一样兴高采烈——这种约定俗成,我相信今天的人们在谈杨绛时,也是有的。
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当《圣经》有了一些普及度时,它不再是装腔调的工具,而成了互撕的道具,欧洲突然冒出了十几种对该书的不同理解方式,为了文中的一个字眼的意思,互相掐架、打仗、拿人点天灯,撕得不亦乐乎。互撕的意外终止来自于该书的进一步普及,当福音书廉价到可以由传教士在教堂门口免费赠送时,人们终于连拿它互撕的兴趣也消失了,它彻底退出了装腔调犯们的视野,世俗时代到来了。
有关《圣经》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模型:对于一个文化符号来说,当其受众很少时,大多数人都喜欢以赞美或缅怀之来体现自己的高大上。当其受众范围扩大了一点后,人们秀格调的方式变为对该书或该人独到的见解,开始撕得不亦乐乎。再后来,当它彻底普及化,没有人再愿意谈它。按这个逻辑算下来,杨绛先生如今之所以在朋友圈收获了这么多缅怀,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读过她书的人还不够多。
自《圣经》以后,无数文化符号完成过这种三级衰落,而所谓文化,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一再重复。当那么多人都把书买来,放在书橱里基本不看,然后再为书里面某个龟毛兔角的细节争得面红耳赤时,他们就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至少成功把书卖给他们的书商们是这么想的。
读者如此,作者又何尝不是?就拿杨绛的老公钱钟书先生来说,我就不相信他写《管锥编》的第一动机是为了告诉读者点什么,从那本大部头的第一页起你就能读出一种炫耀——那是一种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于其占有的知识的炫耀,那种密集的掉书袋好似土豪拿钱当柴火烧,或者公主拿牛奶洗澡。虽然不像后两者那般恶俗,但炫耀毕竟是炫耀。说得不好听点,其实也是在装。
至于杨绛先生本人,不少人夸她性情淡泊、气质如兰,这份淡泊似乎是对于人类罹患已久的装腔调病的很好的救赎。但如果你真的买来杨绛的东西读一读,会隐约感觉到这种淡泊是我等凡夫俗子不能学的。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必然和他的阅历分不开,而杨绛所诞生的那个家庭环境,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才能享受到,她后来所受的教育,她与她先生的邂逅与结合,他们一家对“无用之学”的热爱,没有这层知识贵族的底色都绝对不可能成立,而正是对于这层底色的反思,才成就了杨绛的淡泊。换而言之,杨绛的淡泊是一种大小姐进化为女学者后的淡泊,它对百分之九十九的芸芸众生没有多大价值。因而,在杨绛先生的众多著作、译著中,带有自传性质的著述本应是最不具有普世意义的,但讽刺的是,号称读过杨绛的大多数人却偏要说自己获得了这位先生很大的启发。此情此景,我们只好认为大家都在瞎起哄,这恐怕也是装的一种。
是的,写书的人,读书的人,没读书的人,其实大家都在装,只不过装的方式各不相同——装腔调的动机根植于我们的天性中,我们天生想要寻找一些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来完成自我的“价值展示”,这个机理跟孔雀开屏没什么本质区别。所以不要试图阻止和谴责别人装腔调,因为你自己也这么干着,它就是人的本性,本性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