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16年腊月,属大龙,出生在山东东平水城一个贫苦的家庭。2015年夏天辞世,享年99岁。时间过得真快,老人家已经去世一周年。中央已定于201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纪念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据中共中央讣告)诞辰100周年。
父亲1953年元月被中央调入北京,和陈正人同志一起组建建筑工程部,很快成为国务院首任城建总局和城建部主要领导人。所以老爷子去年离世时,不少人告诉我:“最后一位开国部长也走了”——上世纪的开国将帅和部长们都谢世了。
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共和国部长时年仅40岁,为年龄最小、级别最低(行政6级)的开国部长。在漫长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仍保持着战争年代特有的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和不怕苦、不怕死,积极向上、勇创一流的优秀共产党人品德。
父亲在1958年又奉中央之令担任北京第一副市长(彭真任第一书记兼市长)和市委书记处书记,协助周恩来总理(总理任总指挥,他任副总指挥)负责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建设,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的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早在1945年春天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主席面对无电灯的简陋会场,看着木条长椅上坐着大口吸着烟的各路党代表们,就乐观地说:将来革命胜利了,建一个万人大会堂!想不到1958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设以万人大会堂为首的首都十大建筑就提上了日程。毛主席的话,往往不是梦想,是先知先觉的预见,是高瞻远瞩的信念。开国总理周恩来是毛主席最忠诚的助手,他勇担十大建筑总指挥,也成了副总指挥万里最可靠的大山。这些见过世面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干家,即便是在“大跃进”时代,还是首先提出了十大建筑必须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科学指导思想。周总理亲自参加了1958年9月8日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动员大会。他提出了建设天安门广场的设想,广场将是著名的莫斯科红场的四倍,恢宏壮丽的克里姆林宫前后拖拖拉拉修建了近200年,其最大厅堂能容纳6000人,已是当时世界之最。我们的大会堂是可容纳万人的巨大建筑,总建筑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著名的联合国总部算是快速建成,也用了8年时间。闻名遐迩的悉尼歌剧院则整整用了14个春秋才完全竣工。
虽然是“大跃进”年代,但十大建筑的施工,没有先进快速的掘土机,更没有进口的大吊车,都是依靠勤劳的中国人民手中的大铁锹和十字镐等手工工具。上百辆汽车、拖拉机运出地基里挖出的断垣残瓦,再将成千上万吨从全国各地选出的最好木材、石材、钢材等拉进工地,国务院的公章就在齐燕铭同志的口袋里,他简化了层层审批手续,从此他也成了我父亲最好的战友和哥们儿。很可惜这位德才兼备的人民公仆在“文革”中惨遭批斗。
“大跃进”年代的十大建筑是没有任何西方人士参与的,图纸设计是父亲组织了十七个省市包括梁思成在内的最优秀的设计专家设计的,工作地点在和平宾馆。经专家和技术人员昼夜伏案五天拿出第一稿,1958年9月20日专家进行第二稿审议,从188份设计图中反复比较筛选出三个设计方案,最后一致定下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和北京市规划局的第三稿设计方案。1958年10月14日22点,父亲带沈勃、赵冬日等建筑设计专家到总理办公室汇报,总理非常认真地反复比较,最后敲定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图纸,他特别指出大会堂观众席要三层,中间大顶上要以红星五角大灯为中心,四周似花瓣放射；要葵花向太阳、繁星满天拱月般的灯光效果。12月5日上午,父亲、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专家们又去总理办公室汇报,讨论大会堂的高度,专家们问33米是否太高了?能超过天安门吗?人是否显得太渺小了呢?总理听后莞尔一笑,背诵了王勃的唐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站在天底下不觉得天高,站在大海边不觉得水远,灯光和颜色要协调好,就是要这水天一色的效果呢!”
这项工程实际需要拆迁达684户,机关房间有1823间,民宅2170间,加起来近4000间房屋。设计和拆迁负责人沈勃说:再快恐怕也得半年以上呢!但时间不等人,设计和拆迁同时动手,周总理听我父亲报告后又亲自到场开动员大会,他提出人民政府为人民着想,一定得安排好拆迁户的居住问题:可以部分进入公房,同时修建简易房,再慢慢迁入好点的固定房。群众十分支持,一个月之内全部搬迁完毕。人们要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皇城根下这黄金宝地,没有一户提出过高要求,更没出现一家钉子户。
1958年10月28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4000名工人在人民大会堂巨大的工地中开工了。青年突击队长张百发说:“有的工人没能进入天安门现场突击队还掉眼泪呢!”工人们挑灯夜战,李瑞环和张百发同志这样的青年突击队长、全国英模,凭实干加巧干,成为人民大会堂工地上诞生的杰出英模。
困难不可能少,如缺乏劳动力。那时共产主义风格是遍地开花,没有一个人讲金钱利益。军队的、机关的、共青团少先队的义务劳动大军,在红旗飘扬、隆隆战鼓声中,源源不断开入工地。施工到一个多月时,大会堂工地下面发现了元金时期和更加远古时期的古河道。面对神秘的古河道,父亲立即在现场召集领导干部、专家和熟练工人三结合的“诸葛亮会”,决定清除鹅卵石和淤泥流沙,把地基打得更深,这样能使万人大会堂风雨不动安如山,最终实现周总理指出的“牢固要胜过350年历史的故宫和天安门”!
苏联专家开始根本不相信,但到第七个月时,面对如有神助的天天增高加大的大会堂,老大哥目瞪口呆。他们说,中国人要创造世界奇迹了!
毛主席始终注视着他当年盼望的万人大会堂,1958年施工前,他在周总理陪同下,率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彭真等亲自审察了大会堂的模型,父亲和齐燕铭为他们做了现场介绍,毛主席等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会堂等地的设计和模型。我父亲被“四人帮”打倒后的1973年,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惦记着当年盖人民大会堂的万里,指示总理应该适时给予解放和安排工作!父亲不久就以“人民内部矛盾”到首钢劳动后获解放,又回到了市委办公大楼。
如何布置每一位观众占3平方米的席位,如何使每一个观众都能听清主席台讲话的声音……这一系列难关都苦煞了副总指挥万里。迎难而上,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各路专家都得到了总指挥部的充分信赖和支持,解决了一个接一个的难题。如施工的空间,立体不交叉同时作业,是当时大会堂会战时理想的工作方法。座椅和桌子安装不能先进场,他们想出了窍门:在故宫太和殿小广场铺就万米简易地板面,在这上面几百名能工巧匠把一万套质地优良而又舒适的木椅、木桌全部各就各位放好,试装严丝合缝后,再拆下收好,只等指挥部命令,手抬肩扛,装上一排又一排卡车,鱼贯送进空空如也的三万平方米的大会堂内,再实地正式安装,这样就不影响正在装修的四壁和空中作业班组的繁忙工作。
最后,人民大会堂的高度经总理批准,超过了天安门(建筑面积也超过了故宫),这真是体现了新中国站起来的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1959年9月9日凌晨两点半,毛主席惦记的大会堂揭开了神秘面纱。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巡视了所有大礼堂、小礼堂和能容纳5000人同时就餐的大宴会厅等。身临如此金碧辉煌的巍巍殿堂,毛主席不断点头称好。父亲特请他正式赐名,他笑容可掬地问:“你们现在叫什么呢?”父亲忙回答:“有人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还有的人称‘人民宫’……”主席稍一沉思,答道:“宫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目光永远坚定不移的他,一锤定音!这个响亮的名字叫到了今天。
不久之后,主席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显然毛主席对不久前看过的人民大会堂印象颇深,随即在大会上说道:“我刚看过人民大会堂,里面有学问呢,北京有个市委书记姓万名里,他不简单呀,一天就走一万里呀!真是大跃进!你们可以请他作个报告,哪怕一小时也好。”遵从主席指令,父亲很快给这些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作了建设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的报告,不多不少整整60分钟,受到了开国将帅热烈欢迎。
1959年9月10日,周恩来总理、彭真、刘仁、万里亲自在门口迎接大会堂第一批既是客人又是主人的代表。他们坐满了三层楼。这些洗去工地上连续奋战的汗水、脱去满是泥土的工作服的工人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在这神圣的殿堂里接受表彰。万里副总指挥代表周总理讲话,他豪情满怀地高呼:“我们为国庆献礼胜利了!”这时,五角红星明亮的灯光和五百个灯口闪烁出的柔和光芒,照亮了每个人的脸庞,那些英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水,和灯光一样闪耀着无比动人的光彩。
1959年盛大的“十一”晚会上,外交部的乔冠华、龚澎夫妇见到系着红领巾的我说:“毛主席表扬你爸爸盖人民大会堂了!”50多年后刘华清上将应邀到118厅比赛桥牌,见我迎接他,他踩踩地面,指指天花板,对着我和父亲说:“大会堂,你爸爸有功劳呀!”
副总指挥万里日夜跑工地和负责林林总总的全面具体工作,加上战争年代搞坏了肠胃,用我奶奶的话说:“你爸爸为盖大会堂掉了十斤肉呀。”1960年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奶奶自己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只为独子万里炒鸡蛋、腌鸡蛋补身体。终于有一天,坏肠子梗阻爆裂了,父亲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手术切除了近两尺的肠子。这位坚强的山东汉子虽然倒在了病床上,但以人民大会堂为重中之重的十大建筑却牢牢屹立在地球的东方。60年雪雨风霜,60年频繁使用,它们仍安如泰山,父亲后来对张百发大叔说:“北京新建西客站怎么会刚建好就发生漏水十多处呢?我们建设的人民大会堂几十年过去了,几乎连插销都未换过呢!”
父亲虽然永远离去了,但在总理和他带领下建设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今日仍然在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父亲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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