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中国当代文学,最不愿意看见的一件事是在自己的讲稿中,某位我所敬仰的作家简介中添上他的卒年。今天,我在今年刚讲过的台湾文学史讲稿第五章第五节战后台湾小说的重要成就中,修改了“陈映真(1937-2016,本名陈永善,台北人……)”等内容,这时我的心是痛的。
其实,2005年在北京香山开抗战胜利60周年文学研讨会时,就听说与会的陈映真身体欠安。当时,我将自己刚出版的《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一书送给他,也因为想到他的身体而没有与他多交谈。我一直觉得,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和他最好的交谈。现在,陈映真离我们远去了,但与他的交谈仍会进行,他的心灵依然活跃着,这是一个作家的幸事,更是陈映真坦荡、真诚的一生自然的延续。
这几天怀念陈映真的文章,常用“孤独”称呼他。其实,陈映真并非孤独,代表作小说集《将军族》(1975)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不管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香港,都被人广泛阅读。他生前获过多种重要的文学奖,其中最有意义的当数2003年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这一奖项由世界华文媒体集团旗下《星洲日报》《香港明报》《亚洲周刊》等六家媒体联合设立,面向全世界华人,凝聚超越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华民族文学的力量,被余光中等称为“有得到奥斯卡奖的感觉”,获此殊荣的有王安忆、西西、杨牧、王文兴、聂华苓、阎连科、余光中等,皆为世界范围内华文创作卓有成就者,而第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就授予了陈映真,在大家名家辈出的华文文学界,陈映真得到了他应有的尊敬、肯定。
陈映真引人关注的是他的左翼政治立场,然而,现实中政治倾向不同的人却都可以从陈映真作品中受益。他出身基督家庭,自己也是个基督徒,但他同时又是个社会主义者,“宗教的超越”和社会主义的世俗理想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其小说独特的张力。陈映真是从社会的不平、痛苦中理解社会主义的,相信“只要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某一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选择永远还是在的”,而他写小说,也是为了“让所有受侮辱的人重新得到尊严”；但这并不能最终解决人的问题,死亡中的升华需要与“上帝”对话,这就是陈映真父亲告诫他的,“要做一个上帝之子,也要做一个中国之子”。所以,陈映真的小说以理想情怀深切关注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命运,但又赤诚而怅然地追寻着人的归宿,浪漫而忧郁形成了其独特的诗意。成名作《将军族》(1964)是台湾最早深入关注“外省人”和“本省人”命运方面的小说,一个大陆漂泊到台湾的老兵和一个备受欺凌的台湾山地女患难中互助相爱,无力抵御社会压力而最终双双殉情,在死亡的解脱中将卑微小人物的现实命运和情感升华至“台湾的寓言”的境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感受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洞察得到了结合。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因为左翼活动入狱的陈映真被特赦出狱。在台湾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动中,他也进入了敏感的政治题材小说创作。其政治小说仍有明显的左翼立场,但表现的是特定年代的政治氛围,并不直接作历史功过是非的判断。《铃铛花》(1983)的第一句话是“一九五零年”,讲述的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初期非常状态下左翼人士被害的历史,小说中小学教师高东茂所教的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已表明了其左翼革命者身份,他的逃亡、被处决的命运也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写照。但小说是以小学生的视角展开叙事,在两个小学生逃学的经历中更多地保留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气息,战后台湾人对平等相处的日常生活的渴求,那随风轻荡仿佛让人听见“丁零、丁零”声的铃铛花就联系着“客居为家”的历史回顾,在两个小学生乡野足迹中自然穿插,使《铃铛花》的政治叙事超越了当时政治小说中的“台湾人”立场。《山路》(1983)取材于陈映真1968年因“民主台湾同盟”一案判刑10年入狱绿岛期间所听来的“活的历史”,讲述追随投身左翼革命的爱人的少女蔡千蕙的“山路”经历,青春情怀和自我献身精神在她强韧的生命意志和自审产生的困惑迷茫中闪现迷人光彩,她质问自我:“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但同时,她又在推煤矿台车的繁重生活中不失去希望。蔡千蕙这一“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的少女”的形象成为陈映真坚强而又孤单的内心世界的写照。《赵南栋》中的赵南栋是终生信仰社会主义的革命烈士的遗腹子,成年后却成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化身,这种命运的“作弄”令人百感交集于“物非人非”的资本主义现实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历史吊诡。
陈映真1978年至1982年创作的“华盛顿大厦”系列小说,从左翼社会主义的立场和乡土作家的追求出发探讨跨国企业入侵都市后民众的生存状态,早早涉及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问题。小说统一取名“华盛顿大厦”,就是以台北街头这座巍巍然充满活力的金融高楼暗示出台湾城市化中一张无形的巨大网罟。《夜行货车——华盛顿大厦之一》(1978)讲述男女主角詹奕宏、刘小玲在被戏称为“华盛顿特区”的台北最豪华的办公区打工,无法忍受洋老板的羞辱而辞职回乡下去,结尾,詹奕宏“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那来往于都市和故乡之间的货车暗示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迁徙于城乡间的生活状态,而“回乡”也许是面对都市污染、生命伤害的一种救赎。《上班族的一天——华盛顿大厦之二》(1978)中的黄静雄在进入跨国公司后,“他生命最集中的焦点,最具创意的心力”完全成为主管私利的消耗品,供职10年,伸手可及的职位一再失之交臂,盛怒中决定辞职回家。而他回家后却“忽然感到彷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只得重回公司屈就。小说在穿插自如的城市生活场景中,富有层次地细腻展示了黄静雄的心理变化,从中揭示他身不由己地进入现代合理化管理后面深广的腐败面的过程,“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无论谁都难以摆脱,城市资本主义强大的异化力使任何对个人内心的守护成为梦想。陈映真是最早觉察到跨国资本、殖民经济在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对人心灵的扭曲,他从整个时代变化的角度体察个人的命运。而他所体察到的,恰恰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为此,也许我们更需要重新阅读陈映真。
人们对陈映真有各种怀念,而在我心中,敬仰一位斗士和热爱一位作家,在对陈映真的怀念中是融汇在一起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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