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者初到台湾时,在街头卖东西的孩子
《在台湾发现历史》
杨渡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百年漂泊》
杨渡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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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的角度书写血肉丰满的台湾史
杨渡的家族祖先是清代大陆赴台垦荒民众中的一分子。杨家祖辈居住在福建,清朝前期,因与人发生争斗,为了避祸被迫渡海来台,靠租地耕种谋生,亲历了台湾的社会变迁。祖母感叹:“我出生是清朝人,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变成中国人。”杨氏家族三代人各自的身份和出身,由不得自己。
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杨渡祖父的三个兄弟的命运几乎就是日据时代台湾人的缩影:日语流利的三叔公被调到大陆战场,担任法院翻译,战争结束后被当成日本人、汉奸,从上海一路乞讨逃回台湾；六叔公到南洋当工兵,被美军带回台湾后,一生追讨日本欠他的军饷；二叔公则在美军轰炸台湾时被炸断了一条腿。
1945年台湾光复后,杨渡的父亲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先开了一间工厂做瓦,后来又凭着小学阶段的一点日文基础,自修锅炉制造,绕开日本的垄断技术,设计出各种新式锅炉。上世纪70年代,父亲的锅炉厂建起来了,却因财务管理不善,欠了一堆高利贷,父母四处逃亡,在杨渡记忆中这是家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日子。
根据父辈的故事,杨渡完成《一百年漂泊》一书。回顾自己家族的百年历史,他发现个体的家族史竟然与台湾史浑然结合起来,每个阶段的轨迹,每个人的生命,都如此鲜活清晰。《一百年漂泊》之后,杨渡继续尝试着从人、人性的角度,书写血肉丰满的台湾史。
>> 历史的复杂远超小说家的想象
“冷酷中有温暖,杀伐中有人情,毁灭中有希望。”在新作《在台湾发现历史》中,杨渡通过一个个台湾人的传奇故事,诉说着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历史。
台湾抗日志士李友邦是众多历史事件绕不开的一个传奇人物。李友邦出生于台湾一个大家族,因为抗日,他与伙伴袭击了日本的警察局,之后流亡到上海。只能讲日语、闽南语的他如何在上海生存呢?因为不会讲上海话,要带着图画去买菜,买活鱼就在鱼下面画一些水,买咸鱼就在鱼上画一些盐。信仰三民主义的李友邦南下广州,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语言不通依旧是难题,听不懂广东话,竟然在孙中山演讲时打起了瞌睡。不过,孙中山依然被李友邦的革命热情所感动,让他每周到廖仲恺家中学习国语。抗战时,李友邦组织“台湾义勇队”在大陆抗日,组织医疗巡回队,有效地扭转了台湾人在大陆军民中的不良形象。他还组织台湾少年团,在街头诉说日本如何殖民统治台湾,感动民众；抗战胜利后李友邦返台,死于上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因为这些人有生命、有个性、有感情,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有作为一个人真正的感受。”杨渡希望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的生命来看历史。
日据时期,农民组合中闻名的女斗士简娥,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却救了日本警察的孩子,而那个被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涉入台湾政治,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枪决,示众数日不得收尸的汤德章。简娥与汤德章,两个境遇与命运如此不同的人,却都因不满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视而走向反抗的道路。这二人命运的交织,也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人与日本人复杂关系的写照。
在杨渡看来,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人性的复杂带来了历史的复杂,“那情感的纠葛,国仇家恨的交织,个人认同的彷徨,为理想牺牲之壮烈,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
>> 原住民与移民潮成就今天的台湾
台湾的发展历史,充满了惊险,也伴随着苦难。
台北有一条“凯达格兰大道”,命名起源于台湾北部最早的住民凯达格兰人。几千年前,凯达格兰人定居台湾,成为“先住民”,之后的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以及明朝移民、清朝移民、1949年移民等七波移民潮陆续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与记忆,才成为今天的台湾。
以1949年的大迁徙为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不仅带来了军队,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落地。这其中不仅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雷震和周德伟等,有文化传统主义者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还有文化艺术的传灯人于右任、黄君璧、台静农等。知识分子在台湾各地高成低就,因为没有足够多的机构可容纳他们。中研院史语所在仓库边搭几间违建的房子作为临时研究室,吕佛庭、李仲生等人则来到基层教育机构教育孩子们。乱世之中,一个知识分子若能找到讲堂,文化的根脉就传承下去了。杨渡在著作《暗夜传灯人》中感慨道,正是由于这么多知识分子为台湾基层教育做出了奉献,通过教育下一代,把文化的血脉深深植入台湾这片土地。
1949年随国民党来台湾的人,已经在台湾生下第四代儿孙,如果他们都不能称为台湾人,什么叫台湾人?如果把这些“外来文化”都去除后,那什么才能代表“台湾”?面对不断挑起的“省籍之分”“本土之分”,杨渡不禁质疑。
杨渡认为,本土就是包容,就是移民文化的总和,是不断加入、不断淘汰、不断创新的过程。“因为包容,所以开创；因为开创,所以壮大；因为壮大,所以本土才有生命力。”
>> 卖烟女人的“和解”与“宽容”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10月17日,台湾岛民成群结队,拉红布条,以迎王师的心情,在基隆港迎接国民党军队,看到的却是一群垂头丧气的军人,腿脚缠着破布绑腿,拖着破包袱,扛着旧枪,身后背着锅碗瓢盆。此番景象令台湾同胞大失所望。
人们很快就发现,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落后的政权,腐败问题严重。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经历过初步法制和现代化的台湾,此刻便有诸多不满,最终演变出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历史上一处巨大的伤痛。
杨渡发现近年来很多关于“二二八”的研究,如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难以触及事件真相,人们也在恩怨与仇恨中渐行渐远。在他看来,这一事件是台湾光复后所有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并非“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
“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是靠卖走私烟养活儿女的寡母林江迈,事件因国民党政府查缉私烟,并打伤烟贩林江迈而爆发。待事件平息之后,林江迈又回到事发地,继续靠卖香烟谋生。她每天早上出门前把头发整整齐齐地梳成一个小髻,插上一朵玉兰或者茉莉,保持着干净、素淡的容颜,直至1970年去世,终年63岁。她生前绝口不提“二二八事件”,也不愿和家人说当时的情况,沉默走完自己的人生。
作为纪录片《还原二二八》的总策划,杨渡访问到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受访时,林明珠已七十多岁,回忆起和母亲在台湾重庆北路一带卖香烟的童年往事,以及1947年2月27日事件爆发之际,她所见的一切,母亲被警察打伤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
通过更进一步的采访,杨渡得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本该怀着被迫害的痛苦度过余生的林江迈,竟然把女儿林明珠嫁给了事发当年的台湾省主席陈诚的侍卫、外省籍军人曾德顺,并得到了家族的祝福,一对夫妻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
没有人知道林江迈为什么回到出事的地方继续生活,也没有人可以了解她怎么会原谅打伤她的警察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外省人”,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外省人,而且是警官。在政治之外,杨渡看到的是一个平凡母亲的释恨与和解,“如果林江迈都可以抛弃恩怨,选择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后代的人还要怀抱着仇恨走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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