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3日,费仲兴对日本青年访问团讲述西岗头屠杀惨案。 (资料片)
费仲兴参与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7月16日,齐鲁晚报专访了费仲兴。在他看来,如今对重大事件的记录还不够完整,多是宏观记录,缺少微观的视角。而通过多年的调查,费仲兴也正在经历一场自我教育。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这样的调查需要就近、就地
齐鲁晚报: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历史调查过程中,您具体调查了哪些幸存者?
费仲兴:我集中调查的是汤山地区的幸存者群体,走访的幸存者所在地范围包括以前的汤山镇、山峰镇和麒麟镇的农村地区。
齐鲁晚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的?
费仲兴:从2001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我还得上课,所以只能做一些零散的调查。2004年退休以后,我开始集中精力做这方面的调查,一做就是4年多的时间。
齐鲁晚报:为什么选择汤山这个地方?
费仲兴:因为炮兵学院在汤山,我也长住在那里,到附近的农村调查比较方便。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之前,南京市区的一些研究者和少数日本友好团体,也曾深入这个地区做过调查。
我老家是无锡的,和汤山毗邻,语言、风俗习惯上都极为相近,所以我和当地人交流起来没有一点障碍。我感觉像这样的调查,就需要就近、就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在语言交流上没有困难。
齐鲁晚报:您调查的幸存者在年龄分布上有哪些特点?
费仲兴:基本上都是当年才10岁左右的人,他们都经历过1937年冬到1938年春的“跑反”。
齐鲁晚报:在您调查的幸存者里面,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费仲兴:一个是孟家场的潘巧英。她的爷爷、父亲和表哥被日军残忍杀害。另一个是作厂村的高树录,他家里还保存着很多“跑反”期间的老物件。
齐鲁晚报:“跑反”?
费仲兴:对,这个很特别。这个词是当地人对大屠杀期间到处躲藏的那种状态的称谓。你如果问他们“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他们都不懂,但只要你说起“跑反”,他们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能很快回忆起自己在山里面、寺庙里面、芦苇荡里面到处躲藏的经历。
日军在南京农村地区的屠杀持续更长
齐鲁晚报:通过这些年的调查,您有哪些发现?
费仲兴:我一共走访了350位幸存者,确定了834位大屠杀遇难者,也基本上摸清了整个地区面上的情况。根据我的估算,在汤山沦陷8年期间,遇难者人数应该在1000人至1500人之间。
实际上,侵华日军第16师团从句容向南京进攻时,一路上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一点也不亚于他们日后在南京城内的所作所为。与南京城区相比,侵华日军在南京农村地区的屠杀,开始时间要早一些,持续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
齐鲁晚报:在调查的过程中,对您个人而言,又有哪些收获?
费仲兴:这些年的调查,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自我教育。汤山地区的情况,我以前了解得很少。此前我一直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南京城内及城区的长江南岸进行的血腥屠杀。通过调查我发现,这种认识并不完整。南京大屠杀应该是日军进攻南京城后,在城内外对军人、老百姓的血腥屠杀。
齐鲁晚报:在采集这些口述材料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
费仲兴:因为在我开始调查的时候,很多幸存者年纪都已经很大了,所以他们口述的内容比较碎片化,而且在回忆的时候,思维也常常比较跳跃。好在同村的不同幸存者所讲述的内容会有交叉,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一般来讲,一个村里5到6位老人讲述的内容,基本上就可以把整个村的情况反映出来。
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也慢慢摸索,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以后,我每到一个村,就会先到村民中间打听,村里有哪些8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怎么样,听力好不好,健谈不健谈等等,心里有数以后再到老人家里去,这样采集到的口述材料会比较完整,也更详细。
齐鲁晚报:在您看来,幸存者所在的家庭,在历史记忆的传承方面做得怎么样?
费仲兴: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对这些老人而言,都是刻骨铭心的,是不会忘记的。他们也时常对孩子们讲那些年的故事。
齐鲁晚报:那据您观察,这种传承对后代的历史认知又有哪些影响?
费仲兴:老百姓不是外交家,对侵华日军痛恨的情绪还是要多一些。哪怕在未来的某一天,仍然必须要直面这种情绪,跨过这道坎。
我们对重大事件记录还不够完整
齐鲁晚报:经过这么长时间,现在您对口述历史这样的工作怎么看?
费仲兴:我感觉在某些方面,我国对重大事件的记录还不够完整,而且多是宏观视角下的记录。而我采集的这些资料,都是幸存者的亲身经历,是完全微观的。如果把这些资料和宏观的历史资料结合起来,传播或者教育的效果就更好了。
另外,我认为要做好这项工作,调查者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是身体条件要好,要有充足的体力和精力去调查；其次是经济条件不能太差,毕竟调查时需要有花费和开销的；再一点,是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不能太低,对历史知识比较了解；最后,调查者得有毅力,能下工夫。
齐鲁晚报:最近您还去过汤山吗?
费仲兴:自从搬到南京市区住以后,我就很少再过去了。但每年都会有日本的民间团体到汤山去调研,找到我的时候我就带他们过去,给他们介绍幸存者,让他们再去调查。
齐鲁晚报:您了解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吗?
费仲兴:2011年12月,一个日本民间团体邀请我到日本参加证言集会。他们带我们去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等8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就举行室内的集会并让我发言。
曾经在一个城市,我记不起是哪一个了,集会的时候有日本的右翼分子——我估计也不是真正的右翼分子,是他们雇来的——就在会场外面用高音喇叭喊话。因为这个团体申请了当地警方的保护,所以他们也进不来。我就问翻译,他们喊的是什么。翻译说,他们在喊皇军是大大的好。这个民间团体的一位成员接着对我说,不用理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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