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北宋毕升在公元11世纪便发明了泥活字,稍后又有人发明并应用了木活字,金属活字虽始自朝鲜,但引入中国也是很早的事情。然而,直到19世纪末,雕版印刷仍然在印刷界占据压倒性的垄断地位,活字印刷品虽不能说凤毛麟角,但数量和影响远远不如雕版印刷品。反观西方,古登堡在1450年发明第一台活字印刷机后,活字印刷很快风靡全欧洲。
个中原因当然复杂,有技术上的:西方的字母数量有限,形制规范,不似中国方块汉字字多形异,更便于推广活字印刷。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否则何以字体相近的朝鲜,其活字的应用反倒远远多于中国本土?
活字印刷最大的优点是不必一块块雕刻印版,更不必因为一字刻错而毁版返工,相比雕版印刷,它更适宜快速出版和在一定的时间内用较低的劳力和成本印刷大量不同的书籍。但这一优点对于宋元明清的中国出版界并不重要。
当时出版的书籍主要可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和史发行量最大,却都是历史流传下来、很少改动的东西,像四书五经这样的典籍更是一传几千年。出版这些书,费大力气雕刻一套印版,只要确认无错误,就可原封不动地用上几十甚至几百年,而使用活字排版反倒要经常复排,对于文化不高的排字工而言,出错的概率反倒大于雕版,成本也未见经济；而子、集等杂书倒是发行量小,品种多,本来适合用活字的,但写这些的往往不是殷富官宦就是才子学士,对于他们而言,雕版印刷可以讲究刀工字体的风格特点,而活字印刷则只能用呆板的印刷体,明代胡正言发明套色雕版彩印之后,雕版对于这些人的魅力就更大了,而且他们的财力通常也能承担这样的开支。
例外也不是没有。元代的活字印刷一度在官方印所盛极一时,为了应付繁重的排版检字工作,一位叫王祯的人发明了能大大提高检字效率的转轮式排字盘；明代流行的话本小说等,大多是活字版本；而清代,为了印刷《古今图书集成》,国子监一次性铸铜活字达一亿四千六百万个之多。
这些例外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元代以少数民族立国且疆域辽阔,特殊的行政官吏体制和多民族官员共治的局面导致了元代官方文书的浩瀚繁杂,印刷这些更新频率极高的文书之类,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是无法胜任的,而可以任意快速排版的活字却正合此任。也正因为如此,清代前期出版的《邸报》,从手抄改为印刷时,也立即选择了活字,因为每期内容不同、出版频率较高的《邸报》是不适合一期期雕版付印的。明代开始印制统一抬头落款的空白文书,文书正文由书手誊写,于是,适合保存和反复印刷同样东西的雕版再一次大行其道。
明清小说话本被时人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品,却极受民间市井的欢迎,属于流行程度很高的印刷品,印刷者往往是牟利性的私人书商。作为以利益为最高目的的书商,出于迎合市场和消费者口味的需要,他们必须做到出书新、出书快、价格公道,并能及时随着市场口味的变化而改变品种,这样,灵活方便的活字取代昂贵笨拙的雕版就成为了必然。
有时,一些本来用雕版印刷的书籍会因为特殊原因而使用活字,如西夏印《大藏经》、清代印《古今图书集成》,都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典籍卷册的出版付印工作,使用活字几乎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而一旦条件许可,就会重新走到雕版的老路上去,如西夏续刻的佛经又重新采用了雕版,清代国子监后来出书更多,也重新逐书刻版,把多达一亿多的铜活字送去铸成了铜钱。
西方古登堡的活字正好发明在文艺复兴兴起、德国宗教改革开始、需要大量印刷品的时期,其首次推出的活字印刷品,恰恰是第一次用德文这样的民族文字而非宗教性的拉丁文出版的《圣经》,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因为西方的活字印刷术是在时代和市场需要的时候适时产生的,所以很快成为印刷界的主流。而在中国,千年不变的经史子集出版为主流的模式,使得易于保存初样、适于重复印刷相同文字的雕版成了印刷界的主宰。发明活字的毕升本人任职于私人书肆,应用活字最普及的也偏偏是印刷流行读物的私人书肆,这难道不是令人深思的事情吗?
(本文作者为知名专栏作家、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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