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对于很多官员来说,死后能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不仅是一种荣耀,更多的还有政治象征。
北京市规划委此前宣布,八宝山革命公墓将扩建9450平方米的骨灰廊和630平方米的管理用房。这座主管单位是处级、直接对口单位却是中组部的公墓,是一座安葬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高级官员的规格建制最高的园林式公墓。鳞次栉比却又大小不一的墓碑和墓穴,也诉说着逝者生前不一样的级别和曾经的荣耀。
八宝山革命公墓新闻发言人董立波表示,公墓面临很大的压力,每年大约有1000份申请要将骨灰存入公墓,但空间是有限的。
骨灰堂外已经贴上了通告:“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临时安放室已经存满,无法继续接收逝者骨灰存放,自2013年10月1日起,请家属自行安排骨灰存放。革命公墓北山骨灰廊工程预计2014年6月完工,届时将按照逝者在革命公墓办理审批的时间顺序,电话通知申请家属办理选位。”
《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设计方案公示》已在北京市规划委网站公布,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将新建长达620米的骨灰廊,增加10020个骨灰龛位。
这次扩建计划,将略带神秘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带入公众视野。
1950年初,北京市政府报请政务院批准,正式修建“北京市革命公墓”。1970年,改名后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如今,任何人可以进出八宝山,无需门票和出示证件。但进出骨灰堂则有严格限制,一般除逝者家属外不得入内。这相比过去似乎算不上严格。
1950年,任弼时因病逝世后下葬在东部坡顶上,成为八宝山革命第一墓。以任弼时墓为基准平行于两侧的墓分别属于原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任弼时墓建成后,曾有专门的警卫把守,直到1955年,守卫的部队才撤出公墓。
对于还没有一座国家公墓的中国来说,八宝山革命公墓似乎是最好选择,因为这里的逝者同样拥有着荣耀。
八宝山革命公墓也根据干部级别,划分为三个墓区,甚至墓盖、石碑、月台的尺寸,也针对不同级别的逝者有不同的规定。
根据《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最低级别的墓穴地长12尺,宽6尺或长12尺,宽12尺。而安葬对革命有特殊功绩的,墓穴大小另行规定。目前,能够进入这座公墓的最低级别为局级。
除八宝山革命公墓外,还有烈士骨灰堂和革命公墓骨灰堂。骨灰堂分为一、二、三等室,逝者骨灰放置房间也有严格规定。骨灰堂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偏东的位置,分为11个骨灰室,中一室内有林伯渠、董必武、朱德、傅作义、李四光等人骨灰,其中中一室一座骨灰盒(101号)是朱德元帅的。
到后期,八宝山革命公墓用地一度出现紧张。1958年,为了容纳更多的骨灰盒,八宝山革命公墓修建了一座室外骨灰墙。2006年,八宝山又新建了一座七层的骨灰墙,能够安放3400个骨灰盒。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记者注意到,在骨灰墙上装有过去省部级领导和红军的骨灰盒。
历史学家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曾任粮食部部长,章家获准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骨灰室。章立凡曾透露,级别较低的官员的骨灰被安放在室外的骨灰墙。
因为用地和墓穴的紧张,级别较低的逝者并不能如愿地根据遗愿设定墓穴。享有较高级别、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逝者,则可根据逝者遗愿设计墓穴和墓碑。如聂荣臻元帅的骨灰撒在松柏之下,墓碑上刻有“喜松柏之气概,会四化之早成。”
八宝山革命公墓几乎和共和国同岁。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也能窥探出这里些许的政治变化。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带头在提倡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先后签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修建了革命公墓骨灰堂。
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照生前级别,很多革命家、领导人和妻子因此不能合葬,如陈毅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两人的骨灰不能共同进入中一室。
涉及高级领导人的建墓、迁建或一些重要变动,都需要中组部的批复。如贺龙元帅的家属将他的骨灰迁出,后迁至贺龙老家张家界,就是经过中组部批准通过的。
同样,骨灰迁出八宝山的还有彭德怀和陈赓夫妇的骨灰。
而在过去,要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则十分艰难,甚至无法想象,康生与谢富治的骨灰迁入与迁出正是例子。
上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后,康生、谢富治被裁定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两人的骨灰因此被迁出八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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