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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清鼎
1971年“林彪事件”过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越喊越响。为响应上级号召,农村每逢“三夏”、“三秋”农忙时节,从公社到大队都做出拼命大干的作战架势,把农具看作刀枪,把田间当作战场,把收割、耕种之物视为敌人,谓之“战三夏”、“战三秋”,而且是“大战”,还要“战犹酣”。
临“战”状态自然不同于平常,各级都成立生产指挥部,召开誓师大会,做战前动员。“战役”打响后,每天各小队的生产进度数字都要统计后报到大队指挥部,然后汇总逐级上报管区、公社。大队和各小队的“学习栏”、“批判栏”、“表扬栏”、“光荣榜”(所谓“三栏一榜”)都由大队宣传组主办、张贴,要办到田间地头；彩旗、标语、广播喇叭,凡能利用的宣传工具全部启动,借以大造革命声势。
“三秋”指挥部就设在田间。秋收旷野,距离很远的人都能看得见指挥部上插的红旗,宣传人员在指挥部办公,棚内挂有每天更新的生产进度表,棚外用杉木设置一个高高的流动红旗架,各生产小队以三角红旗表示,按一二三四为序排开,每天以各自的生产进度用绳子拉拽升降。
学校在“三夏”、“三秋”时放农忙假,村里学校的教师便是大队指挥部宣传组的成员,能写的写,能画的画,不能写画的提糨子桶张贴,或到各生产队收集典型事迹材料、生产统计数据。我因为在学校读书时经常办黑板报,从初中开始,每逢“三夏”、“三秋”就被我们大队的老师抽到宣传组帮着抄抄写写。
记得1975年秋天,“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喊得更响,因此“战三秋”的声势比往年更大,街头墙上、路边树上,到处都是“革命不拼命,要命有啥用”,“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扒一层皮,掉十斤肉,鼓足干劲争上游”,“谁英雄,谁好汉,三秋战场比比看”之类的标语口号。天不明,公社广播站就利用有线广播播放起床军号声,军号一过,大队负责人便通过广播喇叭喊叫起床,村民们在大喇叭头子里的表扬、批评声中出工下地。那时候农业机械还很稀少,运送庄稼、土杂肥全靠人力地排车,耕地耙地大都使牛,有时牲口实在忙不过来,为了赶进度就用人上,喊着号子人拉犁子、人拉耙。最忙活的那十几天,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午饭也要在田间吃,村民自带饭菜,生产队免费供应茶水或稀饭。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把有些人累得摇摇晃晃,身子骨如同散架一般,稍作休息时不问是坷垃地还是乱草窝倒头就睡,如此强体力劳动,休息时还要组织学习,一人读报纸众人听,叫做“田间政治学习”,歇人不歇脑,人放松政治思想不能松。
夜晚加班更是寻常之事,时称“挑灯夜战”。有一次天上飘着毛毛细雨,下午管区通知要检查夜战,各生产队按大队要求把电灯扯到路边地头,把夜晚雨中能干的翻绿肥池、挖排水沟等粗活留下来,以应付检查。夜战开始,男女老少一片沸腾,有激情的莽汉看见检查人员将到,干脆脱掉湿漉漉的褂子光着脊梁、吭哧吭哧地挥镢扬锨。我们搞宣传的人也是忙得如走马灯似的,有人现场收集最新生产消息,有人立马写稿,有人在广播喇叭上作纪实报道。记得有位老师采写了一篇他们生产队夜战的广播稿,情绪激动,亲自播报,题目是《老贫农张金铎带病抡起大镢头》。
几年后才知道,“战三夏”“战三秋”,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原来正如“文革”之初号召“造反有理”一样,是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实行革命、生产两不误。革命的年代,各行各业各件事情无不显示出一股子火气的革命特色,农村收种庄稼岂能例外?这一年的“三秋”之后,济宁地区在邹滕交界处洪山口搞“邹西会战”建造“大寨田”,我被管区安排到连部做“政工”,治山扒河也有革命说法,叫做“战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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