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正谊中学“书生救国”
抓住教育这杆枪
2015年04月2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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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思敏
  綦际霖
  ▼如今济南大明湖路35号二层小楼,仿造了原正谊中学的南教学楼。
     他们是旧时代的守望者,又是新时代的掌舵者。站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当口,迎接他们的不是光明坦途,而是风雨飘零、处处滴血的家园。
  旧理想的崩塌固然让人痛不欲生,新生命的成长却又让人看到希望。战火纷飞年代,无力改变现实,便选择默默坚守理想,即便可能时刻面临血与生命的代价。
  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理想,播下希望。
  济南正谊中学正是那个时代理想的化身,前后两任校长都属于这样的守望者。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季羡林的“终天抱恨”
  1944年8月6日下午,济南县东巷南端一处小小的四合院内,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此时,被困于德国的年轻学子季羡林还不知道,一个被他视为“永世难忘的人”,已悄无声息离开了人世。
  38年后,季羡林在回忆录中依然无限感慨,没能见这位先生最后一面,“将为之抱恨终天”。
  在那个交通不便、通信落后的年代,这个人的去世,还是让济南城里的人们暂时停下手中的活计,只是靠着消息口口相传,济南人自发排出几里长的队伍为这个人送别。
  即使过了很多年,当时壮观的送葬场面,在逝者好友王祝臣的儿子王恒的印象中,仍是“一片白,满眼白”。
  “他们才是真正有理想的一代人。”多年后,这个人的女儿鞠文俊用“为理想奋斗”来概括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一代学人。
  这个人叫鞠思敏,生于胶东,成名于鲁西北,穷尽一生都在寻找救国的道路,与那个时代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教育”这片土地上,种下理想并开始筑路。但在这条与理想有关的路上,他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便倒下了。尽管并非累死在讲台上,临终之际,鞠思敏最放不下的还是寄托着自己希望的学校。
  战火频仍,更能深刻理解鞠思敏的,并非当时尚年轻的季羡林,而是鞠思敏的后辈、正谊中学后任校长綦际霖。正是他,让这所有着近代化基因的新式学校的“香火”得以流传。
  出身不同、经历各异的两个人,因为一所中学而结缘。薪火相传中,理想的光芒始终未曾磨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相差15岁,他们可以算是同一代人。
  这是值得尊敬的一代人,一个城市能有这样的学者,是城市之幸。一个学校能有这样的校长,是学校之幸,更不必说还有像季羡林这样的学生。
红瓦白瓦之痛
  济南的初春四月,明媚阳光下,三三两两游人步行于大明湖畔,偶尔能看到端坐于岸边长凳上低头看书的人,任湖风打面而无动于衷。
  辛亥后不久,山东知识界一群志同道合者联合出资,选中了大明湖畔这片风景秀丽之地,给这个初始只租了几间屋子的“学校”取了个相当大气的名字——正谊中学。
  所谓“正谊”,出自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意思是言行要合乎正义,不谋个人私利。
  肇始于近代的私人学校,大都带有某种理想色彩,正谊中学也不例外:在旧王朝已被推翻,新思潮不断吹入的大背景下,官办学校在办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上的陈规陋习,引起眼光开阔、思路活跃的人们强烈不满。
  很多筹办人包括鞠思敏在内,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接受过新式教育,“希望能借这个学校实现自己的理想。”4月9日下午,对济南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魏敬群翻着一本泛黄的书评价道。
  这是一群愿意使劲推动时代磨盘,不愿被裹挟而行的人,在他们眼里,传统发展模式好似老牛拉破车,早就该被呼啸而过的机车式的狂飙突进所取代,一切都向“新“看齐,包括学校和教育。
  已经小有名气的鞠思敏被推举为校长。在很多人眼中,这个留着一字胡的中年男人沉稳而有思想,为人低调而不争强好胜。
  更重要的是,没有谁比鞠思敏更爱护学生,他忠实贯彻因材施教的现代教育理念,从不认为学生学习不合格就得被开除。
  后来事情的演变也证明这位新式教育的推行者,确实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主政正谊中学多年,他创下从未主动开除过一个老师或学生的记录。
  当年接过正谊中学这个“一穷二白”的担子的时候,鞠思敏不曾想到,这份事业不仅属于他,更与这个城市再也无法分割。
  因是私立学校,很难受惠于官方资助,这所年轻的学校自成立起,运营一直捉襟见肘。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可见一斑:“破正谊,烂育英,呱呱叫的上一中”。
  一中为公立,师资雄厚、生源充足。正谊与育英同为难兄难弟,在这里工作的很多老师属义务代课,不收分文。
  战乱频仍年代,理想无疑是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无情的现实所动摇。
  宁静的课堂第一次被打破,是在1928年。这一年,日本人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进驻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并残忍杀害了当时刚刚到此两天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蔡公时牺牲地经四小纬六山东交涉公署,距正谊中学不足5公里。
  现在已经很难想见,当年端坐于大明湖畔教室里的中学生们,会是何种想法。但他们校长的愤怒,却影响了不止一届学生。
  该校校友、民国史研究专家孙思白回忆,惨案发生后,正谊学校的校舍被炮火轰炸,到处一片瓦砾。刚刚修葺的北楼红瓦顶中镶嵌着若干片白瓦,南楼的白瓦顶中夹杂着若干红瓦。后来他才听说,这正是鞠思敏要求的,意在让学生记住那段痛心的历史。
  惨案一周年时,鞠思敏以低沉音调讲述这段国耻,“这时向窗外望去,大明湖中正有几只日本人的游船,在室内我们能够清晰听到(日本人)哇啦哇啦的喧嚣号叫之声”。面对此情此景,讲台下的学生们无不放声痛哭。
  “再没有比这更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了。”孙思白说。
  从1913年到1937年,鞠思敏与人合办济南教育书社,后来还曾担任省立第一师范校长,但无论何时都未曾放弃这片培育理想之地。正谊中学奇迹般坚持了下来,并越办越大,成为济南私立学校中的佼佼者。
抵制奴化教育就是报国
  如果不是1937年的那场民族劫难,正谊中学或许会有更多光辉业绩。日本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彼时,生于1872年的鞠思敏已过花甲之年,1933年的一场恶性疟疾已使他元气大伤,由于平时将自己的工资贴补到正谊中学,鞠家的日子始终捉襟见肘,最后养老的小房子也是师友亲朋凑资才得以购买。日军到来之时,罹患多种老年疾病的鞠思敏早已难以支撑。
  同时,性格耿直的鞠思敏不愿做日伪政权下的官,但又不忍心放弃一手创办的这所寄托着自己理想的学校。
  “自己人管理,至少还能做些‘曲线’抵抗。”对于鞠思敏当时面临的困境,对济南文史掌故颇为熟悉的魏敬群分析,直接让日本人接管,“‘曲线’反抗的余地就非常小了。于是,正谊中学校史上第二位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綦际霖。”
  綦际霖要比鞠思敏小15岁,但论对正谊中学的贡献,綦际霖丝毫不逊于鞠思敏。
  同样是接受新式教育,从山东省师范学堂理化科毕业的綦际霖在15年的教师生涯中,曾于1930年至1933年间,接管过正谊中学,对这所有“个性”的学校,他并不陌生,并将之发扬光大。
  綦际霖一开始也不想做这个校长,但鞠思敏的一席话让他担起了这个重任:“正谊中学之所以在那么多学校南迁或闭学的情况下复学,一方面是为了让正谊中学的校舍、校界、图书、仪器不至于被汉奸学校所吞没,更重要的是在教育阵地为国家努力保存一片干净的土地,不让奴化教育污染整个教育阵地。”
  鞠思敏的话显然打动了当时同样怀有家国情怀的綦际霖,以至于他曾不止一次转述鞠思敏对他说过的这句话:“我们的力量就那么大,能对奴化教育抵制一分就是报国一分,能抵制十分就是报国十分。”
  但在周围日伪的严密控制下,别说报国,只是生存下去就已殊为不易。
  根据山东学者钟春翔的研究,甫一沦陷,日本人便将“为侵略战争服务”确立为教育的主要方针,宣扬“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为了自卫,中日两国必须亲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谬论。同时,日军通过新民会等反动组织,将奴化教育的触角延伸到全社会,学校师生稍有不从,轻则逮捕,重则杀害。
  1940年,因为教学生唱“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进步歌曲,济宁明德小学校长赵守真被打成重伤,3位教员被捕,其中一位在狱中被折磨至精神失常。
  “他不给日本人来硬的,但就是不按他们的意思办。”4月10日,曾在解放后与綦际霖搭档的济南三中老校长刘承宏,仍将这位老同事称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刘承宏眼中“笑容可掬、平易近人”的綦际霖,面对日本人丝毫不落下风。
  日伪时期曾执教于正谊中学的吴明岗,这样记载綦际霖与日本人的斗争策略:不是直接、“露骨”地抵制奴化教育,而是十分谨慎、机智。
  “比如历史课,讲日本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熏陶,才开始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不用添枝加叶,只是如实地讲历史事实,很自然地增加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无形中抵制了奴化教育,还不让汉奸们抓到岔子。”刘承宏说,“要知道,很多时候日本人的督学就在教室里,稍有不慎,就会惹来灾祸。”
  即便在这种恐怖氛围里,綦际霖依然没有忘记最基本的爱国教育。根据学者魏敬群记载,他给学生上历史课,开始是坐在讲桌后,讲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割让台湾之事,呼地站起身来,声泪俱下,“诸生动容,哭成一片”。
办学不看形势是危险的
  因为承载理想,正谊中学一直在走一条不同寻常之路。
  鞠思敏常说,希望自己的学生“有主张,有见解,有头脑”,对学生的政治信仰从不干涉。不仅如此,身为同盟会会员的他,还带头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并以“不开除一名师生”的信条,保护了大批追求进步却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所不容的爱国师生。
  这个传统被綦际霖继承。
  沦陷期间,綦际霖雇用的教员中,有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有侄女在根据地从事革命工作的“共匪”家属,还有奉中共山东分局指令以教师身份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对于这些人的身份,綦际霖心知肚明却从不干预,甚至还曾冒险救助过一位共产党员教师。
  这并非偶然,“他认为,关门办学、不看形势是危险的,学校环境不能与社会隔绝,必须时时洞悉社会的信息和动态。他团结了进步教师,自己带头订阅上海、北京两地出版的进步刊物。”刘承宏解释道。
  当一个人的理想能够与一群人的理想相容时,必定碰撞出更加灿烂的希望火花。
  1944年,几次力拒日本人邀请出任伪教育厅长要求的鞠思敏,在极度穷困中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弥留之际,告诫子女要“奉公守法”,又艰难地吐出“学校”二字。
  那个时候,他脑海中回想的,或许还有自己几年前说过的话,“谁说书生不能救国,如此(即教育)就行。”
  话音未落,人却无力支撑,这是一种怎样的不甘心?
  可以让他欣慰的是,自己选定的继承者綦际霖,将这分理想稳稳当当地托举了下去,一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以后,正谊中学被改为公立十七中,改革开放以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发展了职业教育,后又改为济南艺术学校。
  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延续了自己的理想,为这个国家播下希望。
  (感谢济南文史研究者魏敬群先生,济南三中老校长刘承宏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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