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曾说过:“写作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这只手就在写作的地方。”你的手在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一双手,创造着世界,也托举起幸福。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1-20)中,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投降后,祁老人抱着死去的妞子找日本人算账,遇到了胡同的日本老太婆,复仇的心理爆发,拦住了她,她低下了头。此时,瑞宣赶过来,一脚插到了爷爷和老太婆之间,他把愤怒的爷爷安抚回家,然后,对街坊们说,“她这个日本老太婆,是咱们的朋友。”西城小羊圈胡同里,祁老人双手托着妞子,“仿佛半死的中国,怀抱着成千上万死去的子孙”,这俨然是苦难中国的悲怆侧影。战争中最无辜的还是孩子。孩子寓意着民族的希望,也绵延出家庭的幸福、世界的和平。
去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时隔65年后,《四世同堂》三部曲终于“团圆”,即《饥荒》原稿缺失的16章英文版被译成中文,与读者见面,我忍不住先睹为快。
回译稿中,妞子、顺子、小凯、钱善(钱先生的孙子)成为作品的主线；抑或说,通过对孩子的描述,巧妙地反映出人性的丑恶。妞子拒绝共和面,瘦成皮包骨,与天佑太太一老一小,令祁老人痛心不已,眼看生命一点一点逝去,却束手无策。当妞子奄奄一息,祁老人抱着她去找胡同里的日本人:“我去让三号的日本鬼子看看,他们抢去咱们的粮食,他们的孩子有粮食吃,可我们饿死了我的重孙女,我要让他们看看。”
“他必须去告诉小日本,妞子的死,是苦痛的最尽头了。他,一辈子,一直安分守己,喜爱和平,但是他不能再忍受下去……假若有必要,他会把自己的头撞过去,用自己的脑浆溅到日本人身上,随小妞子一道死去。既然他不能维持四世同堂的幸福与权利,他就不能不,自己用双手,拆毁四世同堂。”
拆毁不是无奈,而是深深自责,捶胸顿足,回到内心。很多时候,生命要比我们想象的顽强,一个家庭的生命力也是如此,正如瑞宣的醒悟:“空心的萝卜也能长出鲜绿的叶子。一切都在衰落,一切又都在复活。”所以,当传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后,祁老人重燃希望:“仿佛是在梦中,他看到了天佑、瑞丰和胖菊子。突然,他睁开眼睛。不,他现在不能死。日本投降了,他应当带领全家多过几天太平日子。韵梅还可以多生几个孩子,他必须等着看见新的重孙子或重孙女——四世同堂!四世同堂!”
孩子,说到底,是“战争图书馆一个书籍的索引”,此种比喻堪称经典。比如,钱先生给孩子起名,从“钱仇”到“钱善”,一字之差,却折射出迥异的价值观,即从“报仇吧”过渡到更加理性的认知。由于亲家金三爷的跟踪泄密,钱先生再次入狱,小孙子也被日本人抢走。在狱中,他想方设法拖延时间,最终等来好消息。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传到小羊圈胡同时,一声鞭炮声也听不到,当钱先生回来的时候,方六点了一挂小爆竹,握手的优先权大家不约而同地让给了祁老人,这不仅是因为“小羊圈所有人当中,从年纪、品德、身高,钱先生最像天佑”,更多的是因为祁老人代表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困境中的尊严,他托着妞子的双手,也是托起中华民族希望的双手!
钱善不只是钱家传宗接代的香火,孩子属于国家和世界。钱先生在悔过书中的深刻独白,也是面向世界写给每个人的:“我厌恶相片。我从不照相。我没有自己父母的相片,更没有伟人和英雄的。假若必须挂一张相片,我想应当挂我孙子的——一张孩子的照片,而不是圣人、英雄,也不是军阀,或任何要人的相片,应当挂一个天真和成长的象征。只要看见我的孙子的相片,我就会想到,他很快就会成长为一个人,一个能为自己思索、知道怎么去追求幸福的人。假若拿掉你们的天皇和将军的相片,换上你们自己的孩子的相片,也许你们会多一些人性,少一些严格的管束。少去严格的管束,会使你们的军队不太有效,可是那很重要吗?难道人类最高的成就,不应当表现在精神和福利方面,而是要表现在战斗上吗?”
这段话包蕴着生命的哲学,说的是孩子,指向的是世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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