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先生的九句话
2017年11月1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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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 陈平原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杰出学者,他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他的为学、从教都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为钱理群以学生身份对王瑶先生言谈的追忆,从中可以读出王瑶先生的风骨,也可用来观照当下,包括我们自己。
  □钱理群

  王瑶先生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他的私下谈话,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和他的学术著作语言的严谨、简约不同,充满幽默、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但又点到即止,绝不多说,全看听者有没有悟性。在先生仙逝后,我在好几篇文章和讲话里,都陆续写出了我印象最深的先生的讲话片断,今天就作一个总结,有九句话。首先是对我的四次教诲。

1.“不要急于发文章。”
  第一次,是1978年我入学不久的师训:“不要急于发文章。”这和今天不一样,现在的体制下,不发表文章就麻烦了。先生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

2.“要拒绝诱惑。”
  第二次,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的1981年,这又是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然后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3.“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天的时候,王先生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蒙了:老师怎么问我这么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我就反复琢磨王先生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对前一句话的补充与延伸,他是在提醒我:你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要有付出,甚至有所牺牲,“不能样样求全”。

4.“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先生就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有人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先生回答说:“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说完这些话不久,先生就“走”了,留下我们这些学生,自己选择,走自己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5.“不如‘垂死挣扎’!”
  现在再讲第五句话:这是讲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的“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后来,我在给学生讲《死火》时,转述了王先生的这段话,并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与发挥:“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人生哲学命题:所谓‘冻灭’(‘坐以待毙’)就是‘无为之死’;所谓‘烧完’(‘垂死挣扎’)就是‘有为之死’”,“结果都是死,但过程不一样,就有不同价值,所要追求的是生命过程中的价值”;“所谓‘与其冻灭(坐以待毙),不如烧完(垂死挣扎)’,所要选择的就是积极参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现在,我也老了,到了王瑶先生当年的年龄,对鲁迅也是王瑶先生的这一人生态度和选择,就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了:尽管明知是垂死挣扎,也要积极有为,这就是“反抗绝望”。

6.“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
  第六句话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过无数的讨论与争论,王瑶先生寥寥数语,就讲清楚了。我理解,王先生并不在意具体的褒贬,而是要借此概括知识分子的某种类型。

7.“某些知识分子其实是‘二道贩子’。”
  王先生说,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谈古说外,其实是“二道贩子”:对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贩卖而已。

8.“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
  王先生又说,还有些知识分子,很聪明,开始时也用功,在学术上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学问了,而是到处开会、演说、发言、表态,以最大限度地博取名声,取得政治、经济的好处,这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但也还要打着“学者”的旗号,这时候,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成了资本了。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现在就要获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这样的“二道贩子”、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恐怕是越来越多了;我因此而不能不感佩王瑶先生的“毒眼”和远见。同时也时时警戒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伪学者”。

9.“白说也要说。”
  我要说的王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第九句话,现在已经几乎是社会流行语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记得王先生先是在私下里和学生、朋友说,后来在政协会上一说,就传开了。一直到今天,人们说起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也总要提起这句话,王先生也确实把在中国体制下知识分子言说的尴尬、无奈和顽强坚守说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
  (本文选自《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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