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钟顺
兰春,是我爷爷的名字。兰夏与兰秋,则是我爷爷的两个弟弟——我二爷爷和三爷爷的名字。还有一位叫兰冬的四爷爷,据说不到两岁时,冻毙在一个大雪飘飘的冬日里。由此我就从没有见过他。
兰秋
没有见过的,还有我的三爷爷牛兰秋。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上小学一年级。1964年清明节前的一个下午,学校组织全体师生给革命烈士扫墓。几百人的队伍,抬着用松柏枝条扎制的花圈,来到了设在村前公墓林里的一座坟茔前,坟茔的南侧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
介绍烈士事迹的,是我的父亲——后来的村党支部书记,一位时年不到三十岁的共产党员。自此,我知道了那石碑上刻着的是牛兰秋烈士的名字,是安丘县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专为三爷爷竖立的。同时,我也知道了我家大门门框一边挂着的“烈属光荣”牌匾的真正含义。
三爷爷牺牲于1946年,牺牲时才刚满十九岁。当时我的家乡已成为了解放区,可是县城还没有解放,还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张天佐的一支部队。这年的秋天,为了防止敌人下乡抢掠刚刚收上来的粮食,我三爷爷所在的县武装大队,悄悄隐蔽在县城以南的数十个乡村里。
这一天,我三爷爷近百十号人马,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包抄,特别是防止被敌人“一锅端”,分散宿营在三个超过十里之遥的村子里,然后又每三五人一组,住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不料我三爷爷所宿营的这个村,敌人早已安插了一个“眼子”。
是夜,敌人将这个村子重重包围,先是将站岗的固定哨兵和流动哨兵除掉,然后分成多路摸进村里。在暗探的带领和准确指认下,逐一将住着武工队员的“堡垒户”团团围住,一场殊死战斗就此打响。
敌人两倍三倍于我,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敌人在室外机动性大,可以在院外、院墙和房顶上,可以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甚至可以用火烧——将草屋屋顶点燃,将木门和木窗棂堆上可燃物点燃。而武工队的战士们只能待在室内狭小空间里进行反击,使用的武器仅是“老套筒”和鸟枪,还有少得可怜的几颗手雷。直到听到枪炮声而在其他两个村宿营的战友赶来救援,敌人才仓惶地退出了战斗。
三爷爷的遗体是由爷爷背回本村掩埋的。他的遗体被发现时,是在其战斗的室内火炕炕洞里——那是赶来救援的战友,因恐敌人二次反扑包抄,匆匆揭去炕席、掀开火炕,来不及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而放进去的。这一仗,宿营在这个村的近三十名武工队员,只活下两人,其他皆牺牲无一生还。由此,在安丘市的史志记载里,在山东省的英烈网页上,我三爷爷的名字被定格在了上面。
兰夏
我的三爷爷,是由二爷爷领进革命队伍的。
说起我的二爷爷牛兰夏,那可是个有故事的人。二爷爷出生于清末民初。因战乱频仍,面对家境的艰难和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二爷爷将自己偷偷地卖为劳工,到日本鬼子掠夺的大连港口做扛包装船的活儿。
二爷爷到了大连后,吃的苦受的罪可大了。日本鬼子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不说,果腹的东西却连猪狗都不如。日本鬼子的暴行,自然在中国人的心里种下了报复的种子,新仇旧恨更是郁结在二爷爷的心头,于是二爷爷和几位劳工便密谋除掉其中杀人最多的监工。经过数日观察策划,他们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趁晚上这名监工值班时,把其杀死。
经过三个多月的颠沛流离,二爷爷跑到了吉林一个老乡那里落脚,在这里找到了尚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党组织,并成为了其中一员。到了日本鬼子投降的第二年,二爷爷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回到了山东老家。党给他的任务是利用自己熟悉家乡情况的优势,动员群众,组织武装,秘密发展党员和成立党组织。二爷爷回到老家后,先后将自己的哥哥嫂子和爱人发展为党员,由点到面扩充开去,以发展更多的乡亲入党。那个时候入党可是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说不定哪天就会丢了性命。随后,二爷爷又将自己的弟弟即我的三爷爷送到了县大队,参加了地方武装。
二爷爷当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诸城、安丘、高密三地的秘密交通工作,简称“诸安密”。因这三个地方的县城当时还未解放,所以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而且,每当有了重要情报需要传送,二爷爷都是亲自出马。为了完成任务,他将自己一个嫁入地主之家的远房姐姐处作为秘密交通点,每次传送情报时,为了保证情报的安全,他总是将情报交给这个远房姐姐保管,并嘱咐道:这可是比弟弟性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必须人在它在,不能有一丁点的闪失。有一次夜里为了传递一份情报,在路上遇到了敌人,他随即躺进了刚下过雨的路边水沟里,用杂草遮盖住自己的身体,直到三个小时后才得以安全脱身。就是由于这一次的长时间浸泡,二爷爷的元气大伤,患上了终身未愈的风湿疼痛。
及至淮海战役时,家乡已经完全成为了解放区,二爷爷的秘密交通工作便告完成。于是,二爷爷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带领全县支前民工,前往战场运送粮食弹药。完成这次任务后,二爷爷又被抽调去做渡江战役的支前准备工作。
兰春
牛兰春是我的亲爷爷,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奶奶的党龄与我爷爷的一样长。
爷爷被二爷爷介绍入党后,担任了村里的贫协主任,奶奶则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因为还处在半公开状态,所以开展工作相当艰难。一边不分昼夜地忙着发动群众,巩固新生政权；一边到了该休息时也不能睡个安稳觉,用爷爷的话说是整宿整宿的“囫囵个子滚”,东躲西藏小心提防着还乡团。等到安丘全境解放时,爷爷又忙着组织村里的担架队,并带队去往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前线。而奶奶则负责筹措军粮,发动全村妇女做军鞋,以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
这些往事,都是爷爷奶奶亲口告诉我的。从自己记事起的记忆里,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爷爷奶奶开始在老家农村集体的苗圃里种树、养树和护树,一直到他们终老。这时的爷爷奶奶,分别辞去了贫协主任和妇救会主任,专心做着他们选择的“新”事情。
我的家乡是个有着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坐落在诸城和安丘的界河——渠河的北岸,爷爷奶奶养护的这片苗圃林子就紧挨着岸边。整个苗圃林子以杨树为主,柳树、刺槐等夹杂其间。而我看到最多的,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并非春夏秋三季里的这一片苍翠,而是冬季来临时,能够伴随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开放的几棵生长极为茂盛的蜡梅树。
这可是爷爷奶奶的钟爱之物,就生长在他们养护树林所住房屋的院子里。放下那些似乎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儿,每天的三顿饭后便是他们短暂的休息时间。每当此时,爷爷总是抽着他的旱烟袋,抚摸着蜡梅那苍劲的树干,观察是否该给它们浇水施肥了。奶奶也就拿了专用剪枝刀,与爷爷一起及时地将那些枯干的枝杈和各种虫卵清理下来。望着爷爷奶奶那慈祥的面容,有时就会走神: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兵荒马乱的昔日时光里,出生入死,从容不迫；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安稳岁月里,也能安享幸福生活所给予的惬意与闲适。虽世事维艰,却并未影响他们活成快乐的人；即使再难再忙,也会在生活里寻找乐趣；萎缩和愁容,从来不属于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