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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
初秋的一天,我走近了这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雨的洋关建筑群。金黄的夕阳照耀着烟台山东西领事路之间的南山坡中央地段,自东向西排列着副税务司官邸、税务司官邸、发讯台、发讯塔、高级职员公寓。
西去数步便是税务司官邸,这是几段矮墙围起的独门庭院,院内树木葱茏、花香草美、涛声回荡。官邸是青砖砌成的单层建筑,但房体高大,四周全部建有宽大原外廊,气势恢宏。
离此不远是洋关高级职员公寓,是座欧式造型的三层楼房,结构精美,青砖明线墙体,红色砖牙腰线,洁白的双开推拉式窗户,一派欧式古典建筑的韵味,宛如一座欧式古堡耸立在烟台山上。
可以说,当年洋关的这组建筑是在烟台最美的地方建起的最美的建筑,几近一个半世纪的风吹雨打似乎没有损坏它的容貌。然而,当我们拂去时代的尘埃,翻读洋关的历史,我们会深切地感到美丽的洋关是国人屈辱的见证,是一块让人心痛的伤疤。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答应开辟登州做通商口岸。1861年,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开始对登州、烟台等地进行考察,这是一个颇有心计和知识的家伙,他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烟台港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登州,建议英国公使将通商口岸改在烟台。英国公使采纳了马礼逊的意见,并强行要求清政府将通商口岸改在烟台,软弱的清政府被迫答应。1861年,在恭亲王奕訢奏请下,咸丰皇帝下旨,烟台口岸对外开埠通商,并将登莱青道由莱州迁往烟台,同时,筹建海关监督衙门,俗称“常关”。
1862年3月,东海关监督衙门正式开关办公,辖山东5府、16州县、23海口。列强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事过一年,攫取中国海关最高权力的代理总税务司赫德,下令在烟台建立东海关税务司署,并派英国人汉南担任东海关首任税务司,“洋关”即此产生。汉南是个精通业务又野心勃勃的人。上任伊始,即在烟台山下购地建造东海关税务司公署办公楼,其后又陆续在烟台山上建起了豪华的税务司官邸、副税务司官邸和高级职员公寓、发讯房、发讯台等一系列建筑。
当时,烟台是一个繁荣的港口,西方从这里进口鸦片、洋油、洋火、洋布、洋铁等货物,中国则从这里出口草编、针织花边、花生、粉丝等各种农副产品和工艺品。烟台港和内地的来往也十分频繁,港口内常常是桅杆如林,货积如山,关税银两也如潮涌来。自东海关建立至1895年,洋关每年稽征关税总额20万-30万两,20世纪初叶,增到60万-70万两。自1901年,为抵押庚子贷款,洋关更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烟台两侧25公里的八角等海口被列入洋关的征收范围。1931年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以荣成石岛为界,沿海岸线向西,至黄河入海口,全部由洋关征税。
洋关税务司从英国人汉南开始,继而是英国人卢逊、好博逊、美国人杜德维、德国人德翠林、法国人伯罗德……后来又被日本人强占。税务司走马灯一样换着,但就是没有一个中国人。不但税务司、副税务司是洋人,所有高级职员也都是外国人。这些洋员们白天在税务司公署大把大把地征收白银,夜晚回到官邸和公寓,逍遥享乐,享受着种种特权。这是一段多么令人心痛辛酸的历史!
黄昏中,烟台山上的洋关建筑群是安静而优雅的,永远没有了税务司“叫班”的声音,也没有了洋员们围坐在壁炉旁举杯相碰的闲雅,但它承载的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沉重的记忆。
从烟台山上下来,漫步约10分钟,就来到了当年的东海关税务司公署,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二层建筑,红瓦坡顶,西式门窗。楼下为东海关税务司公署验货征收处,楼上为税务司、检察长和高级职员的办公室。当我走进二楼的一间宽大的房间时,海关人员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的地方,这又是一块令中国人心痛的伤疤。
走出税务司公署,已是暮色苍茫,回望这座洋关,似乎显得更加凝重和森严。翻读这段洋关的历史,让人悲怆和压抑,但它让人明白和记住了“弱国无关”和“国贫受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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