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母亲当老师
2015年03月10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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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京溪
母亲出生在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苦家庭,兄弟姐妹五个,没有一个上过学。因为家里穷,养不起这么多孩子,所以,母亲十几岁就嫁给了我父亲。母亲在建国前就入了党,还担任过村里的妇救会长。1948年,上级瞧上了母亲的工作才能,想送她南下当干部,但因为母亲没文化,好事就黄了。这,成了母亲一生都不愿触摸的痛。
上世纪50年代初,母亲曾进过村里的扫盲识字班,但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接二连三地出生,母亲当年学的那几个字,都在母亲日夜的忙碌操劳中,悄悄地溜走了。70年代初,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放学后没有家庭作业。班主任曲纪杰为了让我们巩固白天在学校里新学的字,就想了一个法子:叫我们回家教父母写字、算数；规定每天教会父母二十个字,做十道计算题,第二天拿给老师看。父亲多少认识几个字,我就决定教母亲。有的同学的父母,写字、算数有一定的基础,写出的字像模像样,计算的题基本正确,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而我母亲用口算账既快又对,但一拿起铅笔来,手就显得笨拙了,写个数比干活都累。照着我的作业本写出的字,也横不平、竖不直,竖钩、弯钩不会钩。我急得抓耳挠腮,有劲使不上。有时母亲写了不规范的笔画,我就用橡皮擦去,代写一遍,才勉强在老师那儿过了关。我教了一个冬天,母亲压根儿就没学会几个字,10以上的数字还是不会写。
那时,我们家孩子多,是生产队的欠款户。为了多挣工分,每年冬天,母亲与前街的苗奶奶轮换清晨早起,挨门逐户地到社员家收集尿水,挑到地里浇麦苗。苗奶奶年轻,在娘家时当过小学教师,账记得清清楚楚。轮到我母亲记账时,写的数字横七竖八的,就像是一堆乱草。有次,母亲居然把15写成了“05”。苗奶奶发现后,指着账本问我母亲:“这是多少斤?”母亲说:“15斤。”“15是5前边加个1,不是加0。”母亲纳闷了,1加上0才是10,那0不就是10吗?你瞧,我教的“学生”是多么的聪明。为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母亲每次出去挑尿都要带上我,母亲说谁家多少斤,我就如数记到账本上。
母亲聪明能干,在四乡八疃出了名。那年,公社要求整理母亲的事迹材料,准备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交流发言。大队会计和学校的张老师,给母亲写了个挺生动感人的材料,让我教母亲认字念稿。可教了两天,母亲只认识了不到二十个字。没办法,只好让会画画的大哥,把材料中的事例画成简图,要说挑尿的事,就画一根扁担、两只尿桶；说人工拉犁耕地,就画一副犁具；讲到挽水浇地,就画一架老式水车……这样尽管有了直观的形象,但母亲试讲时,把事迹讲成了一团乱麻,最终没能到大会上去发言。
母亲虽然一辈子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母亲是我的老师,她教会了我正确阅读生活这本无字的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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