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林与京杭大运河
2015年05月2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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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华
泉林这样一个小地方,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十次来此巡视、驻跸。特别是乾隆,对于可能隐藏自己身世的富庶江南也只是去了六次,而泉林竟先后去了九次,这是情有独钟还是另有缘由?
康乾二帝为何频繁光顾小地方
长江、黄河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而泗河则是古老中国的文化河流,她哺育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朱熹那首著名的《春日》,被排在千家诗的第二位,“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被亿万学子传诵。洙泗成为儒家文化的代名词。
泗水泉林则是古老泗河的发源地,中国最早的地理志《禹贡》就记载“泗出陪尾”,泗河就发源于泗水泉林的陪尾山下。
康熙是在曲阜祭孔之后去的泉林,到孔子行教、弦歌不止的洙泗源流探源。乾隆是超级喜欢泉水,在北京就喝玉泉山的水。
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他们去泉林的主要目的与大运河有关。确切地说,是为了考察大运河的水源补给。
泉林丰沛的水量,成为京杭大运河山东济宁段的重要水源补给地。养在深闺人未识,很多人并不了解泉林与京杭大运河的关系。
天下奇观泉林——泗河渊源之地。泉林之名的来历说法有二:一是这里有泉有林。泉多泉盛,又多古林,林深树茂；二是因泉多如林而得名。这里水资源十分丰富,泉如星列,名泉七十二,小泉多如牛毛、不计其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清朝著名思想家魏源在《岱谷陪尾山源并序》中写道:“陪尾仅一平冈,而百泉正出、悬出、穴出,如星如云。”群泉常年喷涌,据山东水文站测定,泉群总涌量每日12万吨,水温常年保持14—18℃,泉水富含锶、钙、锌等微量元素,其品质、涌量都是江北少有的珍贵自然资源。古《泗水县志》说泉林“崛起于深山之中,波涛萦回,如流烟之作阵,涌腾吼怒,如翻云之成堆”。这些泉喷薄迂回,珠连星列,不以潦而盈,不以旱而涸,五步成溪,百步成河,泉溪相连,滔滔不绝。《读史方舆纪要》和《山东运河备览》都把泗水泉林称之为:“山东诸泉之冠”。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称“南有石林,北有泉林”。
《元和郡县志》说:“四泉俱导,因以为名”,说泉林的黑虎、趵突、珍珠、红石四眼大泉汇流成了泗河,这就是泗河、泗水名字的由来。泗河是山东省南部的一条大河,在航运史上,很早就与黄、淮两条大河血脉相通,构成天然完整的内河航道。泗水县南北是山,中间是泗河,两山夹一水的特别地貌,使得泗河上游水量丰沛,既有源头的泉水,又有南北两山流下的十四条支流,因此形成了泗河水量大、变率小、经年不衰的特点。历史上泗河常年通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当年就是从兖州黑风口渡口乘船逆流而上到泉林考察泗河脉络的。清康熙初年孔庙大修,将在蒙山砍下的大树,在泉林下水,顺泗河运到曲阜孔林卸存,然后车运入庙。
泉林济运的历史地位
——运河融液之区
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元朝建都元大都,明清建都北京。北京作为水上漂来的城市,在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时代,海运受天气和海盗的影响风险极大,京杭大运河成为元明清三代京城的生命线。
京杭大运河,是京城皇家贵胄、黎民百姓吃穿供给的命脉,也是朝廷的钱袋子。京杭大运河沿线的赋税,占了当时国家大部份额。从明代资料可以看出,运河沿线征收的税金占全国税收的九成以上。满清鼎盛时期,有所减少却依然占到半壁江山。全国九大钞关,有七个是在运河沿线。
皇帝对大运河非常重视,要么派钦差大臣,要么躬亲沿着大运河南巡,考察大运河本身的管理、维修,沿线税赋的征收、管理,粮仓的储备和管理。
大运河山东济宁段,是整个大运河地理最高处。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明朝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议,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疏浚早已淤塞的会通河,打通了济宁至临清的运河河道,修建了汶上南旺水利枢纽,并疏浚保护泗水泉林泉群,引汶泗济运。明清时期,济宁设有河道总督衙门及河道都察院之类的管理机构,专事运河堤防、漕运事务。
明开通运河后即罢海运,运河成为朝廷唯一的运输动脉。每年春夏之交,北方进入枯水期。为保证常年通航,解决运河水源尤其是枯水期水源成为一项主要任务。治水专家白英在各地寻找泉源,收集和疏导各山泉济运,并将各地山泉登记注册绘制成泉水分布图。每一个泉派1至4名泉夫,吃皇粮看守泉水,只准百姓饮用不许浇地,违者要充军,严重的则发配边疆。
泉林众多的山泉、丰沛的水量,被每一位漕运官员重视。元朝做过礼部主事、明朝做过礼部尚书的湖南耒阳人黄肃,来到泉林后写《观泉》诗二首,分别用“地脉自关天下脉,万年赖此济皇州”和“滔滔不断归何处?长负千艘送帝州”作结尾,将泉林济运的作用明白无误地写出。明永乐、正德年间,工部主事顾大奇、汤节等先后遍历泗水山川,对泗河源头逐一疏浚和开掘,“溯逆流不便者改之,乱石者去之,不通者浚之……旧有名者勒珉一纪之,无名者立石以表之,泉无巨细,皆为开凿”。
此后,为保证运河水量丰沛及通畅,朝廷不断派员疏浚济运河流及其源泉。明正统已未(1439),参将汤节又上疏疏浚泉河,并亲至泗水督导此事,写下《疏凿泉林泉源记》一文,记叙其前后疏浚过程。
收集泉水大大补充了运河水量,这是在“军国大事、漕运唯先”的原则下,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而进行的。明朝弘治年间的礼部主事、员外郎闽县人郑善夫为人清介耿直,嫉恶如仇。在他的诗作《泗上》中:“薙藿农人聚,分瓜稚子喧。如何恶官府,凿破此淳源?”暴露了农民与官府的矛盾,朝廷多次疏浚泉河,意在漕运,百姓却不得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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