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的“苛刻”
2015年05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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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贵颂
如果在世界上推举比较苛刻的民族,我想,咱们中国人有资格候选甚至是当选。
一些人的苛刻是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比如你要在人群中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向别人打听,于是你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那一个个头不高的胖子,有点秃顶的就是。”或者,“长得黑不溜秋的”。指点者之所以要这样说,目的绝对是为了让寻访者很容易、很轻松地找到目标。因为对于一个陌生对象的判断,特征是最重要的。以上所说是不是特征呢?无疑是的。但同时,这些特征又是人的缺点或缺陷。有的人偏偏爱以这种生理缺点作为标志,自己注意了也唤起别人的重视。这里边就或多或少地隐藏着阴暗的动机。说者浑然不觉,而被描述的一方也不以为然。访问者所得到的首先是寻找对象生理上的不足,因而也就暴露了指点者对人的审美判断上的苛刻。
扩展到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你做了99件好事,大家都认为是应该的,但如果做了一件错事,便立刻认为你不行:“没想到他还是这个样子!”
中国人本来最讲恕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是农村许多人家过年时最爱贴的对联。但不知从何时起,一些同胞变得不那么和气、和善了,喜欢讽刺、挖苦、嘲笑别人,对人愈来愈苛刻,对别人的伤害有时在不经意间就能流露出来,成为一种本色和本能的表演。
而当这种习惯浸润、侵蚀到政治领域中,就变得更加可怕。对一个人的要求要一贯正确、毫无瑕疵,否则便有可能被怀疑、冷落甚至抛弃。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曾写到过这样一件事,她爱人杨述有一个堂兄叫杨肆,年轻时数学极好,研究出一种破译密码的技术。抗战胜利后,他被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派入国民党军统系统,秘密为共产党搞情报,一干数年,最后当上了国民党少将。到了解放初期,肃反运动开始,杨肆以反革命罪被捕。杨述夫妇揣度他有过叛变投降的隐情,多少年来一直待其冷淡。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杨肆的结论出来了,原来他的被捕,就是因为他做过国民党少将。韦君宜痛心道:“我们就是这样,一方面,对组织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又对人过于警惕,过于苛刻。由于这样的心理,就出现了一面喊口号注重实际,一面又捕风捉影,无事生非,制造冤假错案。”
可见,一个苛刻的民族,往往也是容易办傻事、犯错误的民族。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文革”。那个时期,或者当造反派,或者当保皇派,二者必居其一。有人想逃离那个乱哄哄的场合,做一个清醒者,却被扣上逍遥派、中间派的帽子,结果是逼良为娼,天下大乱。
苛刻的反面是宽容,是理解,这才是一对美好的字眼,也是人类纯洁的情感体现。只有敦厚、质朴、和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不小肚鸡肠,不斤斤计较,宽宏大气,心胸开阔,目光高远,既能容事更能容人,才能成就大事,铸就大业。
现在大家都在半真半假地说着“为人要厚道”的话,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很强烈的摒弃苛刻、倡导宽容的要义,无论个体还是团体,都应作为最基本、最起码的精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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