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传“塌方”
2015年11月2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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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了大量传媒人才的中国传媒大学,本周深切体会到了传媒的力量。24日晚17点50分,出现在中纪委网站上的《教育部通报中国传媒大学8名领导干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案件》的消息,在半小时内传遍全网,以至于网友感慨,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校友颤抖着手编写着自己母校的标题,点击下推送键。
当然,本周舆论场对“中传”领导层“塌方”的强烈关注远远不止于它在传媒界的特殊地位,“八项规定”出台三年、高校反腐、小腐大惩等诸多特殊语境,将这所学校推到了舆论的显微镜下。
□崔滨
通报指出,中国传媒大学包括书记、校长、副校长在内的3名主要领导干部,以及从校办到财务处、后勤处等部门的5名提供虚假材料的中层领导干部,分别受到了通报批评、免职、降职处分。祸起之源皆是超标使用公务车辆、办公用房严重超标、违规在校外餐饮场所公款宴请,将赠送学校礼品未进行资产登记长期摆放在自己办公室等“八项规定”明令禁止的行为。
《京华时报》25日在发布消息的同时,还第一时间连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通过反腐领域权威之口,为这次中国传媒大学领导层的“塌方”赋予了“近三年以来如此严厉处分首屈一指”的“高规格”定性。“中纪委屡次强调,对于违反‘八项规定’仍不收手、不收敛、顶风作案的领导干部,其违规性质很恶劣,将被严厉处分。与此同时,另一背景是,前不久中央刚刚修订了纪律处分条例,对于情节很恶劣的违反‘八项规定’的人员从严处分。中国传媒大学主要领导干部被严厉处分也践行了该条例。中央表现的‘从严、从快’的处理方式表明了中央继续转作风的决心。”
相比汪玉凯从政治生态角度解读,《南方都市报》则选择了民间视角。其在26日的社论《为“小腐”叫屈,腐败化生存怎么破?》中,便注意到了案情通报之后的某些网络情绪,尤其是“违规用车、办公用房超标,不算什么大事”的表达:“为什么民众会对官员的某些腐败行为表达出宽谅、不以为意的态度?并不是说,公众同情被处理的违纪官员,而是希望能以处理小腐败、小违纪那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严肃查处比他们更严重的违纪违法、不作为和乱作为。目前对小的、不那么起眼的违规违纪问题的严肃处理,所遭遇到的某种同情,更说明反腐需要深入推进、催生制度化的监督和制衡。”
当然,不论公众的态度是宽容还是计较,针对高校里的作风问题,总要有解决之道。《法制晚报》评论员庞岚,便把准星瞄向了“一把手”,认为《避免高校“塌方” 从管“班长”开始》。“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诸多腐败案件来看,‘集体落马’基本上全都和‘一把手带头变坏’有关。就像俗语所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一把手’权力过大而且带头违法违纪违规,下面的副职和中层干部就很难‘独善其身’,这个单位的窝案、串案就时有发生。”
至于怎么管好“一把手”,教育学者熊丙奇在其为《北京青年报》撰写的《传媒大学腐败窝案只是冰山一角》评论中指出:“很多人寄望高校领导以他们的学识、修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现实告诉人们,贪腐与个人修养没有多大关系,这更多与制度构建有关,就是个人学识再高,如果其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照样可能被利益诱惑,出现贪腐。”熊丙奇希望该事件能够促使教育部门狠抓高校的信息公开,“要让信息公开成办学常态,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建立校长公选制度,畅通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渠道,让民主选拔的校长对师生负责。这是让大学摆脱行政化、功利化,从而消除贪腐的根本之道。”
至此,“中传”领导层“塌方”事件,经历了党纪国策、民间期待、行业自律三重舆论审视,最终迎来的是纪检监察部门更为锐利的目光。《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陈治治在为该报撰写的《要“亡羊补牢”,更要“脱胎换骨”》的评论中,便警告那些“依然‘活’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前”的人,“当下,正风反腐已成大势,不可逆转。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四风’问题纳入党纪处分条例‘负面清单’,巡视利剑、派驻监督一步步全覆盖,问责渐趋常态化……上下联动‘一盘棋’,压力层层传导之下,‘九级风浪’正向基层党组织袭来,再无‘世外桃源’,再无‘天高皇帝远’,再无地方可‘纹丝不动’,再无人可‘风雨不动安如山’。”
《检察日报》评论员姜洪则在《校领导层因纪律“塌方”说明了什么》中规劝不论是高教领域还是其他行政领域的党员干部,“党纪党规严于国法,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先进性要求决定的。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党纪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立的规矩,理应标准更高。严格执行党纪党规,不仅仅是保持队伍廉洁的需要,更是预防党员领导干部走向违法犯罪的‘安全带’。狠抓党纪党规,已经成为整个反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就像姜洪文末那句语重心长的劝告:“某些人该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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