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的
权·利
2014年03月1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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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恢弘巨制的改革,总是映射进具象而细微之中。当一方是独生子女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亮出第一声啼哭,当农村老人领到第一笔养老金……大改革,便溶解于这种世俗而充满烟尘气的生活里,便是改革的指向和民心所向。今天,我们推出“大改革中的小日子”系列报道,以微观的姿态、细解的方式,倾听改革落地之声。
2012年5月,国家发改委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后,湛江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高高举起批文,并亲吻。王中丙为此奔波4年,批复意味着湛江700亿元投资。这种“范进中举”式的举动,在中国并不少见。舆论颇多诟病之处在于对行政审批易滋生的权力寻租、无法可依的责难。
如今,行政审批被视作改革“动刀”的方向,李克强对此态度坚决:今年将取消和下放200项。国务院也抓紧制定“负面清单”,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
让基层和企业当家做主,不求人,这是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向,更是国家治理的方向。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实习生 葛若佳 王英政
编办的变化
“单凭部门之间协商讨论作用不大。”山东省编办行政审批改革工作人员张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3年7月,湖南、山东等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牵头部门由监察厅调整为省编办。此前1个月,国务院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牵头单位由监察部调整为中央编办,国务院审改办设在中央编办。这种调整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区县。
2013年5月曾经借调中央编办帮忙的浙江大学行政法学博士李萍认为,此次调整使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加顺畅。
早在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成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从2002年到2012年,国务院分六批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计2332项,1690项是在2002年到2004年三年间取消和下放的。
“之后有所放缓,2005年到2012年,8年间仅取消和下放三批次共642项,连前三年的一半都不到。”李萍说。
她告诉齐鲁晚报记者,2013年6月之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主要由监察部牵头负责。根据国办发(2001)71号文件,明确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监察部,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2008年5月25日,国务院批准建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监察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2个部门组成,监察部为牵头部门。
“2008年到2012年,表面看上去是‘放’,实质上是‘收’,从一个肚兜到了另外一个肚兜。”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于君博说,这种反弹,让学者有所指责。
李萍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牵头部门改为编办,不再像过去举行联席会议一样,其他部门随便都能插一手,增加取消和下放的难度。中央编办开始自己储备各领域专家学者,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
中央编办等部门此前称,国务院专门成立职能转变评估专家组,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协调小组领导下工作。专家组由熟悉政府管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组成,对牵头部门提出的拟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集中进行讨论。
2013年3月,郭树清来到山东任职后,对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非常重视,刚履职不到半月,就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
从4月份开始,山东省编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减少行政许可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7月底,《意见》出台。《意见》规定,要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坚持同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将不同部门相同或相似的职责整合到一个部门,解决职责交叉、职能分散问题。
“估计在编办与部门沟通中,可能会遇到部分阻力,但如果是省里统一部署,有意见的部门也不得不放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416项权力去哪儿了
据统计,2013年至今,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共416项。2013年5月,国务院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公布目录中,取消71项,下放20项,其中关于国家发改委的占到26项。
“可以看出,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向是给市场让权,过去是跑北京求着发改委发批文,以后求爷爷告奶奶看发改委脸色的事情估计要少很多。”于君博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2年,《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一天下午随机采访了江苏三个地级市发改委主任,就有两人正在北京跑项目。
据记者初步统计,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与企业、市场直接相关的前三项分别为17项、29项、35项。
“很多都是与企业一些经营活动、业务活动直接相关的,取消和下放后能去掉不少障碍。”于君博说。
山东则更为明显。行政审批牵头部门转到省编办后,第二批取消的17项行政审批事项中,关于省发改委的有3项。“第三批取消和下放前,省里也强调要对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商务厅等行政审批事项较多的部门进行改变。”一位知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第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93项,公示的86项中关于省发改委的27项、省经信委12项、省商务厅16项。关于投资审批类型的事项,如项目核准,省发改委取消和下放20项、省经信委4项、省商务厅14项,三个部门共38项,占到三个部门取消和下放的69%。
“省政府要求对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各级、各部门相对应的事项也一律取消,不得变相实施。”张海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山东省政府下发文件中规定,对于承接的行政审批项目,山东省监察厅及时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对违规行为实行网上警示和问责。省编办也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市、各部门落实和衔接工作督促检查。
与此同时,国务院出台严控新设行政许可措施。李克强总理强调,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对搞变相审批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不是盲目的。面对产能过剩问题,国发(2013)47号文明确,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项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指导意见的要求,严格控制新增产能。
清单之外的自主
简政放权也让市场见到成效。2013年,全国新注册企业增加了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为十多年来最高。“这也表明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李克强总理强调。
国务院也要求各部门制定行政审批目录,向“负面清单”管理方向迈进,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据知情人士透露,山东省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行政审批事项详细目录,甚至从其他部门借工作人员进入省编办帮忙,“如果目录上没有审批事项,政府就不准干预,否则就违法。”
2013年12月2日,国务院就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年版)》,一个月之内,山东省版本《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3版)》出台。
记者对比国务院版本目录和山东第三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目录发现,山东省也将可由省级部门审批项目下放到市级等部门。比如,国务院版本目录中,《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中方控股(含相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含增资)小于3亿美元的鼓励类项目,由地方政府核准。山东第三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目录中,省政府将此事项下放到设区的市投资主管部门,1亿美元以下的,县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就可核准。
“地方政府包含省、市、区(县)级政府,本来可由省级政府核准,但除国务院指明要省级政府审批外,其他的我们尽可能地取消和下放。”张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4年全国两会上,郭树清强调,本届省政府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1/2左右,就是到本届政府结束的时候,能够使我们成为行政审批项目国内最少的省份之一。
“为使权力真正放到基层、让民企享有自主,甚至修改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范性文件。第三批次中,7项涉及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修订相关地方性法规后再予以公布。”张海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山东编办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都是根据国家法律和法规,特别是行政性法律和法规。
2013年全国两会上,广东团分组审议时,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敏抱怨,市长可以和国企老板吃饭出差跑项目,但从来不为民企跑项目。
“中央和地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后,部分国企、民企都无需进京跑项目。民企也就不再叫屈,或者求着政府工作人员了。”于君博说,“表面是行政审批改革,实质则含有国家治理层面的改革。以前未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行政权力扩张,导致出现腐败、民营经济受制等现象。”
于君博强调,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建立并公布政府的权力清单作为2014年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行政权力扩张及其背后胁迫合作机制回潮的反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用制度规范的合作机制取代权力胁迫,让每个人只需遵循规则便可保障自身的利益。
(张海、李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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