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疯狂
2014年12月1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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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昌

  如果说到一个艺术家生前的贫困潦倒,贫困到需要弟弟资助他,人们会想到梵高;说到一个艺术家的疯狂,疯狂到割下耳朵送人,人们更会想到梵高。而在早于他200多年的东方,也有一个同样贫穷同样疯狂的艺术家,他就是中国明代时期的大画家徐渭。
  徐文长,名渭,他于1521(明正德十六)年。出生于山阴(现在的绍兴)。徐渭生性极为聪慧,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人们称他为神童,年轻时又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弃文投戎后,官场上的不顺畅让本来就有些偏激的他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曾将铁钉钉入耳窍,(和梵高有同工异曲之处)。自杀多次未遂,在一次狂病发作中,因将妻子害死而入狱。出狱后,他游历江浙一带,并广交诗朋画友。留下了不少描写风光风情、民俗民风的诗文和书画。晚年的徐渭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经常闭门谢客门专心作画,有时不想见客人便手推柴门对来者直呼徐渭不在!他靠卖字画度日,但又不是一个勤勉之人,手头稍为宽绰便不肯再作。最后数年,他身患多种疾病,不能经常作画,生活更为贫苦。后来在凄凉的晚境中去世,年七十有三。
  这两个艺术家没有什么类比性,只是在贫穷的困境中导致精神失常直至疯狂,疯狂到作践自己的肉身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之处。有人说只有在贫穷潦倒中才能诞生艺术家,也有人说只有站在悬崖前的人才能成为艺术家。其实贫穷和窘迫并非是艺术家的必经之路或必然的生活形态,东西方的许多大艺术家例如毕加索,马蒂斯,达利家境都很优越,照样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东方的米芾、董其昌等人的官场亨通养尊处优,也照样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
  我天真地设想一下,假如梵高的生活环境优良一些,他肯定会有更多的优秀作品留给世界;假如徐渭的官场顺畅一些,境遇再好一些,他也会有更多画作和诗文留给我们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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