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母亲上夜校
2015年02月0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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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
我小时候,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村里还有很多成年人没有脱盲。那时,上级下达了扫盲任务,村里决定把我家东面生产队的三间粉坊改成扫盲班的教室。
几个社员和些泥巴,把旧墙壁重新泥了一遍。他们在西山墙正中位置抹了一片白石灰,上面再刷些锅底灰做黑板。黑板前方垒个高石台当讲台。下面成排地垒了几十个石垛子,上面铺上光滑的石板当课桌。没有凳子也好办,上课时让学生自带。
白天,大人要下地劳动,上课大都在晚上进行。母亲目不识丁,自然也成了扫盲班的一名学生。吃过晚饭,母亲拿着扫盲课本、练习本、铅笔,拎上凳子就往外走。四五岁光景的我看见了,连忙对她说:“娘,我也要去学文化。”母亲说:“学文化好啊!不过,在课堂上要认真听讲,不准调皮捣乱。”我说:“好吧。”于是我也带上练习本、铅笔、凳子,跟在母亲的后面,有模有样地上夜校去了。
来这里上课的大都是已婚女性。我跟母亲来扫盲班学习时,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用的教材是一本《农村扫盲识字课本》,封面为黄色。课本前半部分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扉页上是一段毛主席语录,里面有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篇目；后半部分的内容比较实用,有农作物、蔬菜、农具的名称等。
来授课的中年男子是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身材魁伟,鼻梁上架着副近视眼镜。他是我的本家,我叫他大伯。他读课文时拖着长腔,学生们也会拖着长腔跟着念,很有趣。大伯看见有些学生不专心听讲了,往往会讲一段幽默故事或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精力一下子又集中了。
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跟着大人来夜校凑热闹的有七八个,刚开始听课时都觉得新鲜,可刚坐热板凳,浑身就像招了跳蚤不舒服起来,便陆续跑出去玩耍了。这些孩子当中只有我一个从始至终听得比较专心,习字也很认真,没多久,我就能把字写得像模像样了。在家里,母亲有时碰到不认识的字,还经常向我请教呢。
有一次,大伯讲完课,让大家读读写写,可旁边一个大姐偷偷地纳起了鞋底。大伯看到后非常生气,就让她上黑板默写生词。大伯读,她写。我记得这些生词是:伟大、光荣、正确、领导、前进。大姐只会写“大”、“正”俩字,还写得歪歪扭扭,其他不会写的字都画了圆圈。看到这里,大伯更是火冒三丈,把大姐纳的鞋底使劲扔出了门外。大伯问,“谁再上来把这些生词写一遍?”随之一阵沉默。这时,我不知哪来了勇气,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跑到上面,踮着脚,在黑板的最底部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些生词,下面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都说这孩子长大以后会很有出息。大伯笑着说:“小二这么小,就能把这些生词写对,真不简单,一定是上大学的料。咱们这些大人更应该把所学的知识掌握好。”听到这番表扬的话,我心里真是美极了!
后来,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扫盲班就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过,现在回想起跟母亲一起上扫盲夜校的情景,一股暖流便会涌上心头,感到非常亲切与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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