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　郑岩 　　考古学不是国学 　　主持人: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首先想请教一下许宏老师,您认为何谓考古百年?考古这100年来在中国经历了哪些事情?哪些发展? 　　许宏:郑岩老师和我进入考古的门基本上是30-40年前,可以说我们见证了考古百年的相当一部分。我们一般认为中国考古学诞生时间是在1921年,实际上学界并不一定都认可是这一年。但基本上大家都认为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韶遗址,命名了仰韶文化,以这个为契机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这是挺具有深意的。首先我们看一个学科要是百年,它肯定是一个崭新的学科,它绝不是一个很古老的学科。而考古学的开端,又是从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来界定的,可以说中国考古学是舶来品,这个意义非常大。 　　所以首先要给考古学定位,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国粹,但是考古学绝不是国学,而是一门崭新的来自于西方的学问,是一个现代学科。有朋友问我们古人考古是怎么样的?古人的考古活动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我们叫金石学。 　　从中国文献记载来看,战国时期就有出土古物,汉代把出土的青铜鼎贡献给皇帝,皇帝因为这个古物还改了年号。像这种对于古物的喜好,只是出于它值钱,或者有观赏价值,上面有文字的更受重视,有些大学问家就觉得有文字的古物包含的信息多,对没有文字的古物就比较轻视。实际上好古传统一直有,但这不是考古学。考古学是100年之前,由于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引进之后,诞生的一门崭新的学科。　　 　　主持人:许老师给考古学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位,也解除了大家对于考古学很多的误解。为什么学界对1921年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会有不同意见呢? 　　许宏:因为这之前已经有外国学者进入中国境内来发掘,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应该更早。而有的学者认为安特生先生的发掘不是中国学者从事的考古活动,如果把它定义为中国考古的开端似乎不合适,所以也有主张从1926年的西阴村发掘或1928年的殷墟发掘算起,因为这是由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主导的发掘。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还是应该以1921年安特生的发掘为标志,表明我们的学界认可只要在现在中国境内的任何考古活动都属于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考古是“无用”之学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外国学者,我们之前看到英国的考古学家伦福儒,还有巴恩先生对考古学有一段非常浪漫的描述:“考古学部分是搜寻古代的珍宝,部分是科学工作者缜密的探究,部分是从事创造性的想象。”想请两位老师分别谈一谈考古是浪漫的吗? 　　许宏:我跟郑老师都是考古专业出身,但是后来郑老师跻身于艺术史行列,人家是艺术学院教授,一看就有艺术范儿,所以说肯定是他更浪漫。现在就请郑老师来谈谈。 　　郑岩:球踢到我这了。我觉得你说伦福儒那个话,有的学者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过这个观点。考古学首先是什么?是满足人们好奇心,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就一钱不值。这套知识不考虑有什么用,能不能出产粮食。考古首先承担的不是物质性的目标,而是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说大一点实际上是对真理的探求。真理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很简单的事实。考古学一开始最本质的东西和其他很多人文学科一样,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许宏:对。考古学是对于人类过去的一种好奇。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是每个人或者所有人类都在思考的问题,而考古学恰恰就是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 　　主持人:它其实是一个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 　　郑岩:它是人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你要问这东西能赚多少钱,能不能发财或能怎么着,考古学真不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 　　许宏:我也曾经说过,考古学第一可以满足好奇心,第二可以安顿身心,每个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需求,第三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你只满足于动物层面的吃喝拉撒,考古学不关国计民生,你完全可以不去了解。但是如果希望有历史教养,那么尽管我说过考古学是无用之学,但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因为大家都是有文化追求的,考古学在这时才变得“有用”。 　　考古从“严肃”到“有趣” 　　主持人:刚刚许老师说无用,考古学无用但有趣是不是?咱们在考古的过程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的? 　　许宏:刚才说的伦福儒先生关于考古的第一个描述是搜寻古代的珍宝。但是在我看来,由于中国考古学是舶来品,所以说一开始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就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伦福儒先生说的第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淡化了,就开始去追求科学性这一方面。我以前说过最多的一句话:考古学是文科中的理工科,它是富于思辨的,要用材料、用证据、用逻辑和连接它们的推导过程来探求古代的世界。所以这样一来大家觉得考古挺有趣,主要还是在于它的神秘感。或许有人问考古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考古?怎么考古?我打个比方,一方面,考古人最像侦探。像车祸现场或者是盗窃现场,断片的证据,需要通过寻找蛛丝马迹来形成一个证据链,到最后给大家一个复原方案。另一方面,考古人特别像翻译。无字地书,我们自己能看懂,大家去看那不都是土吗?考古人就是通过解译无字地书,把它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我们这些考古学者写给大家的书,像郑老师的《年方六千》和我们的《考古中国》这两本,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解译。 　　郑岩:说到这里,许老师,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考古学在中国什么时候变得严肃了?我发现,我们说考古学有趣,只是这几年的事情。我们读书的时候,考古学的形象很严肃。考古学刚进入中国时,就是一副很严肃的面孔,我想这是跟那时的学术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关系的。顾颉刚等学者摧毁了旧史学之后,另一批学者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国家内忧外患,大敌当前,像傅斯年先生他们,要重建人们对文化的信心,考古学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实际上,近代意义的考古学在欧洲兴起时,也与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有关系,那些研究史前文化的学者,与古典学者对艺术品的兴趣很不一样。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田野考古学一开始就是找新材料,建立中国的“信史”。谈到好奇心、兴趣,很可能又将近代考古学之前人们痴迷于古代艺术品那个时代重新唤醒。这很好,也许有助于我们反思一百年来考古单一的科学主义的倾向。 　　许宏:我跟郑岩老师有同感,为什么考古学给人严肃的形象?是因为我们当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使得我们变得很沉重,甚至考古学学科都是很沉重的。现在大家是衣食足然后知礼节,才开始逐渐觉得考古好玩,考古有意思,是因为你吃饱了,才对“无用”之学都感兴趣了。 　　最初,考古学是显学。当年连胡适先生都慨叹东周以上无史,整个传统史观、我们笃信的三皇五帝,被荡涤了之后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应运而生,我们赋予它太浓重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它要解决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什么、中国是怎么来的,等等这些大问题。所以我们当仁不让地说考古学诞生之初是一门显学,是跟所有中国人都有关系的东西。只不过由于后来我们为了破译无字地书,在田野技术层面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使得我们一度跟公众有了一定的距离,等于钻进了象牙塔。说句实在话,郑岩老师的论文和书读的人还可能多一些,而像我们的二里头遗址考古报告,五大本、2000块钱一套、四五百万字,印上1000套,全球范围内根本不用再版,因为太阳春白雪了,考古学术书的印量基本上是这样的。外面的人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有一种神秘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考古学才开始从严肃的科学化,逐渐变成轻松的文化,开始普及、走向大众。 　　郑岩:所以,我们又把它有趣的那一面,学术史上原初的那些因素再呈现出来。 　　许宏:郑岩老师和我上大学时根本没有我们现在的所谓公众考古。我们写作的时候尽可能文笔生动,但是我们背后的史观是严肃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写的书受欢迎?在改革开放之初,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是占领地摊的各大发现传奇,整个云山雾罩攒起来的那种。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像一线考古人、主流学者,他们写的偏轻松的内容最受欢迎?因为它背后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考古要到“作案”现场 　　主持人:其实大家也还蛮好奇这些考古的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就您刚刚说考古学就像侦探一样去探秘,一些零散的资料,考古人是怎么一点一点地发现又拼接在一起的? 　　郑岩:就“考古”这个词来说,我们从宋代就有。但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考古(日本学者用这两个汉字来翻译archaeology)含义并不完全一样。现代考古学是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家是满身尘土,像农民一样工作,跟传统儒士是完全不同的姿态。考古学家的确像侦探,但他们并不是坐在书斋中把玩古董,而是必须瞄准田野。我讲两个小故事,你就会了解。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日本近代考古学的开端。1877年的一天,39岁的美国动物学家爱德华·摩斯博士从横滨乘火车去往新桥。在火车开到东京附近的大森的时候,他从车窗看到外面铁路工程暴露出的土层中有大量贝壳的堆积。他就马上在大森车站下车,前往调查,由此发现了大森贝塚遗址。所谓贝塚,就是古人吃完贝类扔掉的壳的堆积。这些堆积中夹杂着同时代的陶片,这是日本第一个新石器时代,即所谓绳纹时代的遗址,由此揭开了日本近代考古学的第一页。你想,每天有多少人坐火车经过那里啊,为什么只有摩斯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这不只是知识的问题,更是观念的问题。一个老派的绅士,是不太可能下车的,而有着新眼光的摩斯就可以躬下身去进一步研究这些蛛丝马迹。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老师——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人刘敦愿先生的。1958年,他见到一幅古画,是一张清人高凤翰款的博古图,也许只是张摹本。画上画了一件古怪的器物,器物里插着几朵莲花。刘先生认出来这件器物就是龙山文化的陶鬶。画可能是摹本,但是它背后一定有一幅真实的画存在。画家本人可能也不知道这件器物的时代,只是说它有古意,将它看作文化传统的某种象征。高凤翰在画上题诗说,这是农夫在他老家发现的。高风翰老家在胶州,1961年,刘敦愿先生就跑到胶州调查,果然发现了三里河遗址。刘先生是有心的,他知道作为一个考古学者,不只是要欣赏这幅画,还要到野外去进一步调查。你看,这两个故事说明,考古学家这类侦探,一定要走入田野,深入古人“作案”的现场。 　　(本文下半部分将于3月29日《博物周刊》刊出,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