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个“国资委”
2014年08月0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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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又都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国赔’而已”。
民国年间,有一个主管资源分布和重工业生产的垄断部门,名叫资源委员会,简称“资委会”。这个国字号单位与如今的“国资委”在名称和功能上极为相似。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新局面,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该会隶属于参谋本部,由蒋介石亲自任委员长,翁文灏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据钱昌照说,这个主意是他提出的,他认为“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垄断机构。
1934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从参谋本部划归军事委员会领导,成为一个主管重工业建设的部门。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经过重大改组,将资源委员会划归经济部,翁文灏担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任资委会副主任委员。
对于钱昌照这个人,沈怡和张慰慈都有评论。沈是钱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国专攻水利,回国后进入政界,担任过交通部次长、大连市市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晚年他在谈到自己的这位妹夫时,讲了四点长处:一是聪明过人,二是善于学习,三是知人善任,四是颇有魄力。与此同时,他还讲了钱的若干短处,其中最要命的是少年得志、目中无人。另外,沈对翁文灏的印象是“学问、道德、操守,令人尊重,只是他有一个缺点,即气度狭窄,疑心病很重”。
张慰慈既是胡适的好友,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购置室主任,因为不满钱昌照的作风而想辞职。所以他在1938年底写信对胡适说:在所谓抗战时期,决不是我们讲建设的时候,因为所谓厂矿决非立时立刻可以办得起来,等到办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尽弃、白费金钱?但乙藜(钱昌照字)先生一类人物只晓得海阔天空,乱吹乱唱,今天办这样,明天办那样,至于怎样去办,办了以后又有怎样影响,他们毫不计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处的厂矿就拆的拆,搬的搬,毁的毁,不晓得白费了多少金钱。可是经过了这样的教训以后,他们还是不能觉悟,照样的要买这样,买那样,还是大刀阔斧的去干。但我却不愿意把有用的金钱由我的手里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个题目,打了几个电报向资源委员会辞职。
他还说:“詠霓(翁文灏字)是一个极好的好人,但胆子太小,气量不大,很不容易有作为。我想他对于资源委员会的事务,很不满意,不过他没有办法,只得听之而已。”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政府委员。1947年4月,他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再度担任资源委员会领导职务。他这次返回资源委员会,大概与傅斯年炮轰宋子文以及钱昌照的辞职有关。
1947年1月,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和《观察》连续发表文章,炮轰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傅斯年还说:宋子文“有时仿佛像是有政策的”,但“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宋营”。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又都是“无办法,或非赔钱不可的”,因此,他所谓国营,不过“是‘国赔’而已”。
对于翁文灏和钱昌照,胡适在1954年有过评论。他说:“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包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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