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莹
有桩小事,时隔多年,却一直难以忘怀——是关于一支笔的故事。
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来着?记不太确切了。老师对我们说,你们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书写工具应该换了,要将铅笔换成圆珠笔。
父亲带我去供销社,让我自己选。我相中了一支标价3角6分钱的圆珠笔,颇有些奢华。现在的青少年无法想象,当时最便宜的圆珠笔,还花不上一毛钱。就这一毛钱,不少家长亦舍不得轻易掏出来。有些同学的“圆珠笔”都是自制的,花几分钱买支笔芯,再用纸片将笔芯一层层卷紧,捏在手里,使用起来非常费力。我第一次拥有如此“高大上”的圆珠笔,自然爱不释手,连晚上睡觉也要将笔放在枕边。
坐在教室里,我手握挺洋气的圆珠笔,引来邻座同学羡慕的目光,心中很是得意。做完了作业,还要装模作样在纸片上写写画画,“穷腚”地显摆一番。
然而没过一个星期,这支圆珠笔却突遭横祸。那天放学时,女同学小香要借我的圆珠笔。我紧握笔杆,不肯出借。小香伸手就夺,只听“咔嚓”一声,笔杆断成两截,笔芯弹落在地。小香似乎没敢犹豫,吓得撒腿就跑。我愣过神来,抬腿就追,一直追到她家中。她的母亲正在大门洞里摊煎饼,听我说完事由,搓着沾满地瓜面糊糊的双手,一个劲儿向我道歉。小香的父亲卧病在床,骨瘦如柴,用枯树根般的手指拍着炕头,冲着女儿直骂。看这架势,我知道索赔无望了,只好哭着回了家。
母亲劝慰我一番,领我去了村卫生室。讨得一条药用胶布,尽量细心地在笔杆上一遭又一遭缠起来,直到将两截笔杆捆粘在一起。圆珠笔虽然将就着能用了,却像一株光滑挺拔的小树身上,突然长出了一个难看的瘤子。为这事,我对小香同学耿耿于怀,好长时间不再搭理她。
长大后,我与小香十几年不见。有一次路遇,倍感亲切,拉起我们曾经的同学时光,不约而同地记起了这支圆珠笔。不由得唏嘘叹惋一番,半是辛酸,半是欢欣。
我读小学时的教室,是由一座古庙改造的,村里人称之为“东庙”,以区别于另一处校舍“北庙”。
“东庙”不知何年何月建造,室内光线极差,遇到阴雨天气,更是黑咕隆咚,坐在后排的学生几乎看不清黑板上的粉笔字。好在那时也学不了多少东西,因此农家孩子很少有患近视眼的。
夏季是我们最喜爱的季节,能偷偷地跑到河里湾里,洗澡摸鱼；爬到树上山上,捉知了,逮鸟儿。还有一点,可以少受黑庙的“囚禁”之苦。校园的空地上,有棵一搂多粗的柏树,树杈上吊起一块钢板,用铁锤敲击,就会发出“当当”的脆响——这就是学校上课下课的钟声。柏树的岁数,连村里年纪最大的老爷爷老奶奶也说不上来。树荫所覆盖的地盘,比两间教室还要大。每到炎热的夏季,老师就常常让我们坐到绿荫里,上自习,做作业。大家用的“桌椅”都是从各自家里扛来的木凳子,搬进搬出很方便。同学们围树而坐,一边听着悦耳的蝉鸣,一边惬意地做着功课。趁着老师不在跟前,还能唧唧喳喳地嬉戏打闹,尽情享用着大自然赐予的阴凉。怪滋润啊,有些妙不可言呢!
白天的日子容易打发,到了晚上,读书学习就成了问题。那时山村尚没有通电,烧蜡烛又买不起。最好的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灯。我用的煤油灯,是仿照别人的样子自制的。找一只空玻璃药瓶,用钉子在瓶盖上钻个眼儿,穿上用火纸捻成的灯芯,便成了“读书灯”,虽然简易,但很实用。除了用它做作业,睡觉前还可将它放在炕头上,借助昏黄的光亮,呼吸着浓烈呛人的油烟,痴迷地读些“闲书”。高尔基说,“我见到书籍,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这个譬喻,真是有生活,十分贴切。
早晨起来,鼻孔被油烟熏得黑黑的,往往要又擤又洗,需“打扫”好几遍才弄干净。有几次,如豆的灯花居然燎着了我的头发,吓人一跳。《高玉宝》《大刀记》《渔岛怒潮》《闪闪的红星》等等,极其有限的一些“闲书”,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读完的。
小小的煤油灯,成为亲密无间的童年伙伴,照亮并温暖了我幼小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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