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济南50年之久——
我的淘书地图
2014年07月2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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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古旧书店。
蹭书看屡遭白眼
我读小学之前,家住济南广智院旧址,买书最近的地方是国货商场,早年叫劝业场。那里都是小商店,书店则更小,店名早已忘记,好像还兼卖文具。作为孩子的我,自然只对儿童读物感兴趣。记得有一种比火柴盒大一些的折页式读物,有各种汽车、轮船和飞机等交通工具的绘画,我特别爱看。当然也有不少看图识字之类的画书。碰到文字内容较多的小画书则由父亲读给我听,还以此伴我入眠。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家搬到位于北园的国棉一厂职工宿舍,距离最近的书店是济泺路与标山路交界口的新华书店工人新村门市部(即现在的天桥店),那座方正简朴的两层小楼成了我购买小人书的好地方。小人书的题材大都是战争及英雄人物故事,到了年根,书店里人满为患,人们争相购买“马恩列斯毛”等领袖像及样板戏人物剧照的年历、宣传画等,装点狭窄简陋的家居空间。
那时书价便宜得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想象,一本二三百页的书标价一元左右,但对于家庭收入很低、零花钱极少的孩子们来说,依然很奢侈。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在书店只是“乱翻书”。那时图书不是开架销售,隔着玻璃柜台看中了书架上的书,要呼唤营业员一本一本拿过来,由于我们多是只看不买,经常遭到营业员的白眼或呵斥。
古旧书店淘“内部发行”图书
1978年底我参加了工作,任职的省旅游局位于经三路纬六路的济南饭店。这座方方正正的大院子是抗战前日本驻济南总领馆,解放后省政府用来接待海内外贵宾,毛主席曾在这里住过几次。主席住过的是一号楼,是当年日本总领事的官邸,房子宽敞高大。而我们办公的小楼则是副领事的居所,空间逼仄。
为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局里专门设立了两个高大文件柜,购买文化书籍供同事们借阅。购书的任务就落在了年轻、能跑、爱书的我身上,而距单位不远的经二路新华书店市中门市部便是我选书的大本营。那时的经二路纬四路是老商埠的标志性区域,与泉城路百货大楼一带同为济南重要的商业中心,第一百货公司、万紫巷商场、泰康食物店、瑞蚨祥绸布店等无不人头攒动,市中书店也是顾客盈门,后来这家书店还率先实行了开架销售。
与济南饭店同在经三路的古旧书店也在停业十多年之后重新开张,使我知道了什么是线装书和毛边书。古旧书店的二楼则是新华书店第一服务部,业内人称“一服”。服务对象主要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批发业务,兼顾零售。经营的书籍中最吸引人的是“内部发行”的图书,多是国外译作。之所以内部发行,有的是没有取得版权,有的是西方国家的,还有苏联等国与我们关系紧张期间出版的带有“政治问题”的书籍,像《克里姆林宫秘闻》、《斯大林传》等,之所以发行,主要供读者“批判阅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来济南的国外游客日渐增多,济南饭店便成为济南首家旅游涉外宾馆。为外宣需要,济南饭店将3号楼二楼小礼堂原来的一个服务台改造成一间玻璃小屋,开辟为齐鲁书社门市部。也正是这间小屋,打破了长期以来新华书店独家垄断图书零售的传统。一些当时社会上少见的好书,像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禁止出版,后来又陆续解禁恢复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都从这间书店最先上架。
那时社会上对中外名著的需求量很大,很多书常常供不应求。对图书如饥似渴的我,为买到自己喜欢的书,便与“一服”的老陈先生和齐鲁书社的刘姐搞好关系。想要的书事先打好招呼,来了《封神演义》、《唐诗三百首》、《金陵春梦》等书,他们总是给我留好。
泉城路新华书店如日中天
1985年,省旅游局迁址千佛山脚下,专门开辟了大图书室,并有专人管理图书。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济南商业重心东移,老商埠的书店和其他商店一样渐渐冷落。相反,泉城路新华书店如日中天。
泉城路新华书店最早位于泉城路南,正对芙蓉街口,这座两层的民国老建筑是东方书社旧址。这家书店老字号始建于1928年,来济南执教的老舍和当地的许多知名学者、和青年学生都时常光顾。解放后,东方书社并入公私合营的中图发行公司济南分公司,并先后成为新华书店及其旗下的少儿书店和音像书店门市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常到这里淘原版音乐CD。随着泉城路拓宽,这家老字号旧址永远地消失了。斜对面的新华书店新楼,无论店面规模、图书种类和服务水平都堪称济南书店业的翘楚,支撑着济南人心中的文化大厦。
说来也巧,前些年在中山公园旧书市上,我高价淘到一本图文并茂的《武训传》。作者张默生曾担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抗战期间任上海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他是先秦文学研究大家,却用很通俗化的大众语言讲述了武训乞讨兴学的传奇故事。弥足珍贵的是,区区六十四页的小书竟有艺术家、教育家丰子恺手绘插图二十余幅。而这本奇特的小书正是东方书社1946年出版的。每当看到它时,我心中的淘书地图变得立体,我与图书的故事也平中见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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