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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法律,但不相信某些执法人” |
| “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代理的尘肺病人维权怪圈 | |
- 2013年08月12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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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海超以开胸验肺这种极端方式为自己维权。(资料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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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年前在绝望中开胸验肺,到今年6月底在无锡移植双肺。“开胸验肺第一人”张海超终于在8月1日出院,重新开始一段依旧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这4年,张海超一直在维权——帮助与他一样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兄弟维权。
但重获人生的张海超依旧迷茫。8月9日,在与齐鲁晚报记者的对话中,张海超说,他相信法律,但不相信执法；他不赞成尘肺病患者用极端手段维权,但又找不到更有效的路子救他们、救自己。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张洪波
”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路堵死了”
齐鲁晚报:8月1日出院后,感觉自己身体怎么样?
张海超:呼吸比以前好太多了,现在回家爬4楼也没问题。
齐鲁晚报:还住在无锡?
张海超:对,术后每周都要复查,来回跑不方便,在这边租房住。
齐鲁晚报:感觉你还是不时咳嗽。
张海超:手术后每个人都有不同反应吧,有些干咳,没痰。
齐鲁晚报:等身体好转了,能恢复劳动能力吗?
张海超:基本上得4至6个月,或者8个月,不可能恢复到常人水平,但有工作能力,以后还是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
齐鲁晚报:那是不是也要重新考虑一下未来了?
张海超:肺移植以后很难预料。现在我不愿意想那些事,想太多了对自己有很大压力。包括以后的医药费,我剩下那些钱,也就够维持两三年的了。先活下来再说。
齐鲁晚报:女儿也应该上小学了吧?
张海超:是啊,我现在还没有见到她。我常常想起她在我查出尘肺病时的样子,她问我:“爸爸,你要是不到40岁就走了,那时候我多大?”
齐鲁晚报:手术后还要花很多钱买药?
张海超:手术花了37.5万,肺移植后前3个月,每月医药费就得25000元左右。有病友调侃说吃两粒药得五百多,像在大饭店吃了一桌菜似的。我觉得跟吃了两个小金豆一样,都不敢多吃饭,生怕吃多了把小金豆吐出来。
齐鲁晚报:不久前,公众才知道2009年你其实获得了120万元赔偿,而不是之前说的61.5万。
张海超:那120万其实是封口费。当时诊断出尘肺病的有几十个人,企业说不可能每人都给120万,他们让我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对外我只能说赔偿了61.5万,这样可以降低企业以后对其他工友的赔偿额度,当时我迫不得已答应了。现在顶着压力公布真实赔偿,就是想借此为更多尘肺病患者争取这一线活下去的希望。
齐鲁晚报:当时别人也这样?
张海超:据我了解,当时其他工友对外说的赔偿款也少,这都是为了配合单位对后来者减低赔偿标准而不得已撒的谎。
齐鲁晚报:这120万在4年后救了你的命。
张海超:当年我闹得最凶,所以我得到的赔偿最高,有的工友才拿到十多万。
齐鲁晚报:在尘肺病人维权中,是不是谁闹得越凶,就能拿到越多赔偿?
张海超:因为我是“开胸验肺第一人”,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我把工友开胸验肺的路给堵死了。
鉴定难度不是降低了,是更难了
齐鲁晚报:所以有人想效仿你,用极端的方式引起社会注意?
张海超:是,经常有患者在联系我时,提到自己也想开胸验肺,因为依靠鉴定来维权的路太难走了。如果在维权的道路上屡屡受挫,就会有人走向极端。
齐鲁晚报:不是有人说,张海超开胸验肺之后,尘肺病鉴定的难度降低了吗?
张海超:很多人都这么说过,是张海超让难度降低了,其实不然,是鉴定更难了。比如说我原来去综合性医院鉴定,除了职业病防治所说不是,其他医院都说是尘肺病。现在呢,综合性医院为了给自己减少麻烦,他们也不说你是尘肺病,只告诉你不是肺结核、不是肺癌,你还得去职防所鉴定是不是尘肺病。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医院再多,但“说了管用”的还是只有职防所。
张海超:对,有的工人去医院时会录音,证明我是尘肺病,但现在综合医院的医生都很精明,他们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干脆什么都不提。所以尘肺病人的鉴定门槛实际上是提高了,职防所说你是,你就是；职防所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没法说理去。而且鉴定都被当地垄断了,一个大企业,很容易跟当地鉴定部门打交道,很容易产生问题。但跑到外地鉴定,法律上又不支持。
齐鲁晚报:所以一些患者就会觉得依靠鉴定根本无望?
张海超:是,有很多患者给我发过信息,对当地专家完全不信任,但他们偏偏又不能去别处鉴定,所以很多人最后就绝望了。
齐鲁晚报:那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张海超:需要增大现行法律的执法力度。比如说患者去申请职业病诊断,单位拒不提供相关材料,不提供材料的话,诊断机构就不受理。职业病防治法有规定,单位不提供,要求鉴定的人可以去安监部门投诉,一个月以内,安监部门必须给出答复,由安监部门督促用人单位交出材料,如果用人单位还拒不配合,安监部门可以出具用人单位拒不出具材料的函,给职业病诊断机构,让鉴定部门依据材料做出诊断,然后安监部门对企业做出处罚,要求整改。但很多安监部门去企业时,企业都不搭理他们。所以我觉得,有关部门不光是要完善立法,更重要的是执法。
“不要让尘肺病人
走极端才能引起关注”
齐鲁晚报:这4年帮人维权,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海超:这种案子挺多的。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12月我第一个代理的浙江省永康市黄福华的案子,他是贵州一个农民工,一些经历跟我很相似,农民工鉴定尘肺病过程中所能遇到的挫折,他几乎都遇到了。
齐鲁晚报:他都遇到了什么难题?
张海超:他在单位体检了,但单位和当地卫生院拒不告知体检结果,还有就是企业在黄福华去做诊断的时候,拒不提供材料。我去找黄福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诉给他们体检的医院,因为医院隐瞒体检结果。后来的判决也是挺可笑,不伦不类的。二审判决说,这个医院有告知义务,但是医院把体检结果给弄丢了,无法告知。法院就说,不能判你们胜诉,因为我们让企业告知你们体检结果,但他们弄丢了,没法执行,因此法院只能驳回诉求。
齐鲁晚报:后来呢?
张海超:后来他遇到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尘肺病患者都会遇到的了。诊断结果是二期尘肺特征,但无可靠性粉尘接触史,因为企业拒不提供材料,我就带他去相关部门讲道理,最后卫生监督所的人答应去他原单位检查,结果他们早就打扫好了,去就合格了。我说黄福华在这儿工作了好几年,都合格的话,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后来黄被鉴定为二级尘肺病,鉴定之后,企业不服,又去申请鉴定,去省里面鉴定,我就去跟省里说,你们要是把结论推翻,我同样可以告你们。
从2011年12月一直打到2012年5月份,最终鉴定结果是二期尘肺病,但后来工伤认定企业在程序上能拖就拖,又开始行政复议,后来法院判了,可在赔偿时,又发现企业虽然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没有足额买,给黄福华是按最低工资买的。当地社保局的说法是,只要企业给买了,是否买够了,我就不再监管了……
齐鲁晚报:真是每一步都一波三折。
张海超:我2011年年底去过1次,2012年去了6次,一共去了7次,律师又去了两次,这个事还没结束,估计还要再去。刚认识黄福华时,他住在5楼,噌噌噌就上去了,现在走路都费劲了,再拖人都拖死了。
齐鲁晚报:每个怀疑自己患上尘肺病的农民工想诊断和维权都这么难吗?
张海超:维权普遍是这种情况,官司没有终结以前,拿不到任何赔偿,一拖几年,有好多应该拿到钱的人也已经病危了。拿到赔偿的人也不好活,拿到几十万,医药费、生活费,到最后钱花完了,人也死了,人财两空、家破人亡。你说我算高额赔偿吧,但现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再过几年,同样也是钱没了,人也没了。不管钱多钱少,最后都难逃人财两空的局面。
齐鲁晚报: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帮人维权?
张海超:我深知维权艰难,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丧失了劳动能力,别的也做不了,自己知道维权的艰辛和疾病折磨的痛苦,还有带给家庭的压力,特别同情这个群体。再加上自己在尘肺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想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案子,一方面能帮助他们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另一方面,也通过媒体的呼吁报道,推动中国的法制进程。
齐鲁晚报:感觉这4年来尘肺病人维权方面有进步吗?
张海超:工人尚未觉醒,公众却已麻木。
齐鲁晚报:怎么说?
张海超: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大家已经麻木了。开始觉得这些人真可怜,后来一看全国这么多呢,帮不过来了。我现在帮着患者维权,哪怕这个案子再有影响力、有代表性,如果这种事情特别多的话,媒体的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所以,现在靠媒体的关注解决这件事情不是根本、长久之计,还得通过政府和各方的努力。不要让尘肺病患者非要走上极端才能引起公众关注,我还是想让所有的尘肺病患者都有一个正常的、快捷的法律解决途径。
齐鲁晚报:也就是说,你还相信法律?
张海超:我对有关部门充满了不信任,但是现在我还是鼓励这些人走正常的法律途径,法律是值得信任的,但对某些执法人我是不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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