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民族的历史从此改写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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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民族的历史从此改写

2014年09月0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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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
　　69年前的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签署投降书。
　　对全世界来说,这意味着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的结束；对中国而言,更意味着自1840年以来一路衰颓的走势,终现转折。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刘帅　　　　　

　　等不及的狂欢
　　庆祝的鞭炮,早已响彻整座山城,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鞭炮皮,几乎消耗了这座城市几年的库存——“重庆已经变成欢浪迭起的大海了。”这是一位后来者对当时场景的描述。
　　1945年8月10日傍晚6时左右,抗战胜利的消息最早传到陪都重庆。这个位于大后方的西南重镇,在抗战期间遭遇到的苦难,丝毫不亚于前线。
　　1938年2月18日,第一枚日军炸弹呼啸着落到巴县广阳坝(今南岸区广阳坝)机场。自此,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就成为重庆人的梦魇,并一直持续了6年零10个月。
　　据2011年重庆抗战调研课题组统计,抗战期间,重庆直接伤亡32829人,灾民人数达172786人,财产损失价值法币100亿元。
　　彼时,不光重庆,整个中华大地都笼罩在一片战争阴影下。伴随1937年日军的全面入侵,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兵燹连片。
　　战争之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牺牲者。
　　在陪都重庆,除交通要道、军事基地外,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非军事区也成为轰炸目标。
　　1941年6月5日,经受5个多小时疲劳轰炸,较场口大隧道发生窒息惨案,造成数千人死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
　　是胜利的消息,让饱经战火摧残的山城,终于从战争阴霾中感受到光明的讯息。
　　值得一提的是,大兵灾之后的大欢庆,其实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投降前5天便已开始。彼时,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最早收听到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后,位于两路口的美国新闻处,向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一消息,但在官方核实前,当地的新闻媒体早已按捺不住,对此争相予以发布。
　　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人,早已等不及消息的核实了。
　　据记载,获知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后,中央通讯社欣喜若狂的记者,狂敲响锣驾车绕城一周,向路人报告这一特大喜讯。
　　曾经历此事的一位重庆老人回忆,那几天,不管白天黑夜,大街上到处都是兴奋的人群,不管认识不认识,无不击掌相庆,一些商店、餐馆甚至免费开放。
　　极度压抑之后的狂欢,不可遏止,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乎没有过的场面。
　　抗战胜利的消息,则让这种情绪加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到了9月3日,游行中欢腾的人们,将重庆的交通堵了足有6个多小时。
　　这场经由重庆开始的狂欢,是国内抗战胜利庆祝的一个缩影。
　　而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与潮流渐行渐远,民族灾难不可避免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古老的中华民族便与“屈辱”、“挨打”等词连在了一起,遭遇了“三千年未有”的巨大变故。
　　在抗战胜利之前,中国最后一次与外国交锋中获胜,还要追溯到中俄雅克萨之战(1685-1688)。那一次,面对俄国侵略者,清朝军队取得了两次围歼战的胜利。
　　尽管战后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后世引发一些争议,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条约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并换来了此后东北边境地区150多年的和平局面。
　　大清王朝周围,世界范围内的近代化潮流早已高歌猛进,这种潮流却与大清王朝渐行渐远。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次昙花一现式的胜利,更像是“回光返照”。
　　整个民族的灾难,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八国联军入侵……每一次战败,背后都伴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其中,以19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中法战争尤为典型。尽管战局上占优,但最终依然出现了被称为“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
　　《剑桥晚清史》曾对结果这样描述:中国失去了对安南(即越南)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
　　着眼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样的结局不足为奇。
　　于清政府而言,尽管历经20多年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有所建树,但思想及制度层面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面对外部入侵,决策层上下思想却并不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处于列强环伺下,清政府根本无力挣扎。中法之战的同时,东北还面临着俄日的觊觎,不得不抽出部分精力进行应付。
　　中法之战,是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一个缩影:犹如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绝症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外人在自己身上东一刀、西一刀地“割肉”而毫无办法。
　　即便后来清政府被推翻,进入中华民国,情况依然未有根本改观。
　　在学者秦晖看来,尽管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不平等条约,但日俄这两个“邻居”对中国的争夺却愈发激烈。
　　早在清末,俄国就是占领中国领土最多的列强之一,而日本更是步步紧逼,先是通过甲午海战割占台湾,后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接着便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至此,涉及全民族兴亡的一场大危机,已迫在眉睫。
　　愈艰难境地愈激发斗志
　　愈是艰难的境地,愈能从最根本上激发一个人的斗志。个人如此,国家亦然。
　　全面抗战爆发后,历经波折的国共两党终于再次走到一起。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国家一盘散沙的局面隐现转折。
　　“全中国都在动——从沿海漂流到内地,犹如混乱的漩涡聚集在这个临时的首都。许多军阀部队从南方或北方赶来参加战斗……(国民党)政府成员和共产党人同坐在一间会议室里,讨论制定共同作战计划。”当时曾游历中国各地的美国作家安娜·雅各布,曾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
　　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有着明确目标,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团结就是力量,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切切实实的行动。
　　这种决心同样体现在对外关系中,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具备了国际意义。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对于中国的抗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做如是评价。
　　可以说,这是中国自近代“被迫”跟随全球发展步伐,最为积极主动融入国际事务中的姿态之一。
　　“希望中国的读者理解,他们的战争经历也是一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中国的很多决策并不是独自做出的,而是在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之间互动的一部分。”牛津大学现代中国政治与历史学教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认为,想要了解变革中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感,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不为人知的一面,二战这段历史至关重要。　　　　　　　　(下转B02版)
　(上接B01版)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代价后,这个古老的国度,艰难地收获了失去已久的自尊和自信。
不是一个人的纪念
　　69年一晃而过,现代人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人们庆祝胜利时的盛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段艰辛的具有特殊意味的历史,会被人淡忘。那些当年历史的缔造者们,也绝不应该被这个时代所忽视。
　　“今天的我们还能做中国人,是因为他们在当年选择成为中国魂。”
　　贾元良的博客上挂着这样一首与抗战老兵有关的诗。这位被称为民间抗战史“发烧友”的北京汉子,是长城抗战网的发起人
　　1997年,这个60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进行了一趟“一个人的抗战纪念”之旅。
　　是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悼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一幅幅直观的图片和文字说明,极大地震撼了当时33岁的贾元良。
　　不过,与活动主办方预想中的人群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个月下来,参观者只有3万余人,大部分都是来京旅游的外地人。
　　“我深深地陷入一种沉默,一种刺痛,一种从未有过的惭愧。”贾元良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贾元良决定采用徒步行走的方式,来纪念这段“决不可忘记”的历史。
　　当年9月18日,他身着印有“富强中华9·18—12·13徒步行字样的T恤”,从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位于沈阳东郊柳条湖的“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开始启程,经辽宁、河北、山东等7省市,行走1500余公里,经过82天的跋涉,于1997年12月8日14时35分,到达了目的地——位于南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一路走来,贾元良拜访了抗日战争期间的见证者,凭吊抗日战争先烈,搜集日本侵华史料,以此重温抗战历史。但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他问过的路人当中,没几个人能确切讲出“12月13日”是个什么日子。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对方: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的忌日。”贾元良说。
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这些年来,随着对那段历史了解的深入,贾元良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宣传,而是把更多经历投入到整理史料,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和日军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具体活动中去。
　　这些受害者多已年过九旬,且生活贫困潦倒,只会一年比一年少。但他们身上历史的印记,却从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
　　这些年,贾元良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关爱老兵志愿者、抗战研究者和一些老将军和老兵的后代,“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都是为了让那段历史能够真正深入人心。”
　　2009年起,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历史,贾元良成立了长城抗战网。
　　2012年,他和另一位同伴作为发起人,与北京市希望公益基金会建立了中国抗战文化基金,开展关爱抗战老兵,传播抗战文化等开展公益活动。
　　“抗战老兵需要人们的关注,再比如除了设立国家级纪念日外,最好能有国家级的抗战胜利纪念碑。”8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贾元良对设立国家纪念碑的事做了再三强调,而这一呼吁,自5年前便已开始。
　　在他看来,设碑的重要意义之一正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慷慨悲歌的历史。
　　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中,有着类似的表达,抗战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参与和推动者的作用在于创造历史,那么传承者们的作用便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的更进一步,同样是在创造着历史。
　　“请你们呼吁一下,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希望每个老兵都能佩戴着属于他们的军功章。”采访结束后,贾元良又特意打电话叮嘱记者,“因为军功章是对这些老兵们功绩的最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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