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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跟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说起对男人之性感的理解,我说我认为最性感的男人是鲁迅先生,对方大笑。
不久前在上海。
除掉机场来回途中和候机时间,在这个城市里呆了几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我说,去看鲁迅。
这样说着的时候,感觉里是攒足了盘缠遥遥地从异地赶来的清贫而热血的青年,信函早已越过千山万水,放在了先生的书桌上,先生回了信,约好了见面的时间,他知道我要去,且已等候多时。
衣冠齐整,因为要去见鲁迅先生。
先是去了四川北路2288号。
那里是先生的墓地。
朴素、安宁,初秋的夹竹桃匝地。
墓旁一个人也没有。午后的阳光在这异常的安静里显得格外明亮,似乎还发出轻微的叹息。这安静在膨胀,在扩大,压过了内心的一切喧嚣。那仰躺在地上的长方形碑石就是先生之墓,就是他所说的一切的终点:坟。而这坟的周围生长着蓬蓬勃勃的野草,他最爱的他的野草；先生的雕像在墓的前面,是铜铸的,他目光深远,平视前方。
据说先生下葬那天,曾有一弯新月从暮霭沉沉的树杈间升起,照着墓场里民众的葬礼,照着葬礼之后的沉寂,那月亮似乎继续在替热爱他的人们唱着《安息歌》:“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土地里……”
从墓地出来,去山阴路132弄9号,即过去的大陆新村9号。
那是一幢坚固的旧式红砖居民楼,先生故居占据了最里边的三层,小小的院里种着的似乎是黄栌和石榴,或许是先生记忆中的百草园的缩影吧。这是先生在这城市的最后一处住宅,也是五十六年人生的最后居所。
管理员找出钥匙打开院门,没有别的参观者。
三层楼的屋子都静静的,所有家什都在这安静里保持着原先的沉着与和蔼,水泥的楼梯是窄的,我想当年萧红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地迈上来,鞋跟在地板上敲击出清脆的声音,广平正抱着海婴下来迎接。阳光照在窗前那张坚实厚重的书桌上,绿罩台灯,白瓷烟缸,小砚台,笔架里的毛笔把尖锐而酣畅的一端朝向窗外苍茫浩渺的天空,这笔它不甘心哪,它看上去还有许多心事和愤懑没有写完——如果没有这支笔,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多么苍白,人心该是多么寂寞。藤椅是空的,仿佛先生刚刚写完文章,在黎明的微光里去歇息了,似乎有烟草气息还在空气里飘浮,有隐隐的咳嗽声在房间里回荡,那墙上的月份牌却是醒目的,永远停在了1936年10月19日。
这个房间曾经彻夜地坐着一个旷百世而一遇的男人,他的后背在灯影里显得黑大,他在嫉恨和围困中用一支笔突围,一直写到悲壮地倒下,倒在漫漫长夜里,那时手稿还摊放在桌上,笔尖上的墨还没有干……
曾经跟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说起对男人之性感的理解,我说我认为最性感的男人是鲁迅先生,对方大笑。扣了电话之后我思忖良久,觉得自己并不是在信口开河。鲁迅先生很“酷”。他的个子并不高,但骨骼粗大,于是并不显得文弱,他南人北相,脸庞轮廓似有蒙古游牧民族血脉,让人想起绍兴之地多豪侠。他眼球亮如水晶,目光锐利,他的头发、胡须和眉毛都是茂盛的、坚硬的,在很多雕像上都塑得近乎火炬形状了。在冬天他不喜欢戴帽子和围巾,穿一身深黑色粗布旧棉袍旧棉裤,还有胶底球鞋,总是用细碎花布的包袱皮裹了书和稿子,夹在腋下,在冷风里疾走。他抽廉价香烟,喜欢吃北方食品,吃硬东西和油炸的东西。他说话的嗓音是喑哑的、有力的、缓慢的,连咳嗽也充满着力量。
这三层小楼曾经在我读到的文字里和我个人的想象中出现过许多次,所以当我真正置身其中时,竟不觉得陌生,连屋子里的摆设都与我想的基本吻合。只有楼梯比我想象的要窄得多,上上下下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且不是木质的,而是水泥的。我好像已经来过多次了,我在梦里来过这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在有鲁迅的上海。
离开先生的故居,走到街上时,已是黄昏。江南的黄昏是轻灵薄透的,电线掠过的旧式红楼屋瓦上有着一层明艳,穿过树梢的风里夹着一丝微甜。我想着许多年前的某个黄昏,先生也是走在这条街道上,走在这样的夕照里,广玉兰或是棕榈在阴沉潮润的天空下落寞地生长着,两旁的法桐也是有的,只是还没有长成现在这般粗大。先生矮瘦的身躯在风里显得有些憔悴,他昂着头向前走,人力车和电车偶尔从他身边掠过,从路旁窗子里传出留声机咿咿呀呀的声音,卖提篮点心的在婉转地吆喝着。后来他拐了个弯,去往不远处的内山书店,他去取他的信件,并约好了会见一对刚从东北来的陌生的年轻人,那年轻人中,男的是带着野性的大汉,女的扎着小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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