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与历史的延续
2014年06月2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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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良
文化的教化作用在于它的历史继承性,今天应充分利用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滋润和充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其发扬光大,惠及子孙后代。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在创建初期都曾经奋发有为,建立过辉煌的业绩,但是,有的仅仅十几年,也有的二三百年,最终都归于灭亡,被别的朝代或者政权取代。这些朝代的灭亡,有的是因为内乱或外患,也有的是因为天灾人祸……但是我以为,除此以外,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翻开史籍,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尧开始。据《尚书》,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他亲和各部落,教化野蛮的部族,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尧年迈时,禅位于舜。舜“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并促进农业生产,推动法礼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舜年老时,禅位于禹。禹不仅治水消除了水患,而且勘察全国的土地和物产,开辟交通,因地制宜规定各地的贡赋,使夏朝“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可见传说中上古的帝王都是具有优秀的个人品德、善于治国用人的领袖,虽然有关他们的篇章都很简短,他们个人的言辞也不多,但他们的精神品质却成为我们的文化之源,历经悠久的岁月,泽被后世。这就是教化的力量。
古代的帝王,乃至圣贤君子,大多宣称自己以先古帝王作为楷模,以他们的言行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准则。商汤革命的口号“致天之罚”,成为武王伐纣的根据,盘庚迁殷,也是以“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为据。至商末,周文王认识到搜集整理上古以来的精神文化知识,激励贵族士大夫奋发图强、建功立业的必要性,于是编纂和演绎了《易》。这是中国历史上用规范的精神作品对人进行教化的先例。自此,文化的发展大大加速。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访鲁,鲁国以周乐招待,为他演唱《周南》、《召南》、《邶》、《墉》、《卫》、《唐》等,季札连连惊呼“美哉!”“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可见其时,听《诗》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而且已成为文人士大夫阶级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品德风范和审美情趣、提高政治素养的重要手段。后来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授徒,“六艺”不仅涵盖了自上古以来的文学艺术、政治理论,也包含了历史和哲学,是非常全面的。其实在古代,文学中有历史和政治,例如《诗》,很多诗歌讲做人的道理,歌颂先王励精图治的高尚品德,讽刺贵族阶级的荒淫腐败,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而政论史哲本身也是文学作品,很多文章言辞简洁,却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例如《易》。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至诸子百家争鸣,旧的政治思想制度、社会道德秩序濒于崩溃,中国社会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
秦统一中国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创建一个统一的中华大帝国所必需的条件,实现了郡县制的封建国家制度,统一文字、法律和度量衡,并建设了覆盖全国的发达的交通网和邮政网,使政令畅通。2002年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古井出土的秦简中,有戍守边关的士兵给家乡亲人的书信,就是明证。然而七国中秦国本属文化最落后的部分,秦统一后,统治集团对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根本没有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虽然秦始皇夙兴夜寐、批阅奏章,但这种身陷事务的做法恰恰证明他缺乏远见,加之他的迷信和狭隘,以至于听信李斯的谗言,焚书坑儒,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毁于一旦,秦朝失去了对人民进行教化的最后手段,陷入了思想文化的空白,国家和民族失去了方向。其亡不速,那才怪呢。
汉初汲取了秦亡的教训,先是以黄老学说作为治国理政的思想武器,后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使社会经济繁荣、科技发展、国力强盛,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就是证明。
文化的教化作用在于它的历史继承性,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其精髓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今天应充分利用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滋润和充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其发扬光大,惠及子孙后代。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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