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教养所
2014年06月25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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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乡
一方面是铁拳威压下出现的俯首帖耳和曲意逢迎,一方面是道德底线崩溃所导致的动物本能的暴发,两者必然交织出千奇百怪的丑态。
1958年5月4日,我告别了工作近6年的山东医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一辆敞篷大卡车把我等二十来人送进了山东省第三教养所下属的寿光县清水泊农场,从此我成了“被教养人员”。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正好是五四青年节,而且此前女朋友曾和我约定,五四联欢晚会结束之后,我们见面交谈。可是,在5月3日上午,王校长就通知我要接受“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次日上午就集合出发了,也没来得及和女友做最后的告别。
虽然早在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就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但我从没理会,根本不知道劳动教养是怎么回事。我问王校长:是“劳改”重还是“劳动教养”重?他说:当然是劳改重,那是处罚犯人的；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属于最重的行政处分,你不是还保留公职吗?我问:多长期限?他说:没有期限,就看你的改造表现如何。照你的情况,一定会好好改造,也许一年半载就回来了!我信以为真。二十多年后,在“改正决定”中有一句是“撤销劳动教养三年的决定”,我才知道其实是有期限的,王校长好心地对我隐瞒了。我真的是满怀信心地把“一年半载就回来”当成了目标。我把两箱子书刊和笔记托付给王校长代为保存,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不仅不知道劳动教养为何物,也不知道右派分子的处分共有几等。从开始挨斗,我就失去了正常的政治权利,文件也捞不到听传达了。我被定案为右派分子(后来才知道是“极右分子”)的结论,始终没让我过目,不知道组织上给我确定了哪些罪状。我那时既没有法制观念,又没有权利意识,不知道自己有权利了解“结论”,并对“结论”提出意见。从1957年6月到1958年5月,我被批判斗争和悬挂了近一年,终日心里七上八下,提心吊胆,不知到底会怎样处分,只盼快点揭晓。现在总算有了明朗的结局,倒也安心了。
汽车到达清水泊农场大院时接近中午,被劳教人员正在工地劳动,院子里静悄悄的。办完了交接手续,我被分到第二中队第三小队第一小组。这时被告知:除了中队的管教人员是政府干部外,中队统计员、保管员和小队长、小组长都是被劳教人员。统计员把我领到宿舍,只见两排相对的通铺上摆放着几十副铺盖。他让我把行李暂时放到墙角,随即带我到工地,见了小组长和小队长,我立即投入劳动:挖排水沟。午饭是在工地吃的,组长说:我的午饭是临时追加的,两个窝窝头。我只吃了半个,就剩下放在碗里。下午收工已是7点,回到宿舍已7点半。小组长抓紧在用饭前的时间,把我的铺位安排在靠墙的一端,说这是对我的照顾。原来,夜间大小便不准出屋,两个很大的便桶就摆在室内。我这里离便桶较远,少点臊臭味。由于我挤进来,大家的铺位都要变窄,每人大约60厘米宽。吃晚饭时,我发现中午所剩的窝头已经不翼而飞了。晚饭后小组开会“学习”,小组长把我和全组人员的姓名一一作了介绍,并说以后不得相互称呼“同志”,可叫“同学”。接着给我评定每月的口粮定量,小组长提议给我45斤,大家同意,我说吃不了,坚决不要；降到42斤,我仍然嫌多不要,终于确定为39斤。“同学”们都对我撇嘴。然后按照惯例,一个一个地评议今天各人的改造表现(分“劳动”和“认罪服管”两项),自报公议。散会后就寝。
1957年夏季,全国开始掀起“大跃进”高潮,教养所里也开了誓师大会。各中队、各小队、各小组之间都开展挑应战竞赛。竞赛条件层层加码。中队要求早晨6点出工,小队提前为5点,小组再提前为4点；中队要求下午7点收工,小队延长到8点,小组再延长到9点。每天睡觉不过四五个小时。劳动的任务是把大片的盐碱地变成稻田。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却没有经受过切实的耕作锻炼,翻地、挖排水沟、插秧、灌溉、施肥、杀虫以及挑担、推车,这些都要从头学起。猛然间就投入如此超强度的劳作,实在够呛,手掌起了泡,肩膀磨破,腰酸腿疼。平时的饭菜不过是地瓜面窝窝头、清水煮萝卜,没有荤腥和油水。由于劳动强度大,饭量大增,我很后悔主动降低了口粮定量。后来经过申请,逐渐提高到每月48斤,仍觉不够。吃饭前总是先喝下一两碗加盐的开水,把肚子撑起来,如此日久天长,造成了严重的胃下垂。因为睡眠不足,又累又困,随时随地倒头就可入睡,住宿条件的拥挤、恶浊倒没有感觉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熟人,他原来是大学校刊编辑,文质彬彬；这时腰里捆着一根草绳,正和另一个人争吵对骂,一个说对方欠了两个窝窝头没还,一个说从来没借。他来到教养所不过几个月,怎么就判若两人了呢?我开始冷静地思考这里的众生百态,对于“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含义有了比较清醒的领会。一方面是铁拳威压下出现的俯首帖耳和曲意逢迎,一方面是道德底线崩溃所导致的动物本能的暴发,两者必然交织出千奇百怪的丑态。同类相聚,彼此彼此,近墨者黑,相互感染,出污泥而不染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真担心自己会事与愿违,不但没有“改恶从善”,反而沾染上许多不堪的毛病。由此,“快快出去”的要求更加强烈了。
转眼1958年过去,不但“争取半年出去”成了泡影,而且还有了在小队挨斗的记录,太憋屈了。不过,不但教养所内,社会上也没有右派分子摘去帽子的消息,着急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好时时劝自己安心改造。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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