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游说的商业界线
2015年03月0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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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虽说太阳之下无新事,但此刻我们在天与霾之间的困惑,恰是中国社会话语声场多样,表达传播渠道多元的产物。不论你喜欢还是警惕,它都将在此后持续存在,丰富着中国的政商生态。
去年全国两会时,王岐山力荐美剧《纸牌屋》；今年却因为一道政令,《纸牌屋》最新剧集无法第一时间引进中国。于是,想要用这部充满政治游说的美剧创造商业价值的视频网站们,不得不首先尝试“游说”决策部门,以尽快让国内观众看到原版的西方式“政治游说”。
戏里戏外的“游说”,无不暗示着伴随中国商业力量在社会话语中影响力的提升,“游说”这个充满着“五十度灰”意味的议政方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渐渐浮出水面。
任何政治都是各个利益群体间的协作。拿此刻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来说,参会代表委员,都是按照地域、民族、城乡,经济、政治、文艺等界别标准,平等均衡地照顾各方利益需求,想让自己群体的诉求脱颖而出进入立法或政策决策进程,不出点招儿是不行的。
比如1993年全国两会,上市公司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便联合TCL总裁李东生、杭州百大董事长董伟平等三十多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了建议修改《公司法》的议案,此后用友甚至草拟了一部完整的《公司法》草案,上交给了全国人大,用以加速原有法案的修改进程。
王文京这种游走不同代表房间过道,穿行各个会议走廊的参政方式,便被评论者视为在国际政治领域广泛存在的“政治游说”,在中国政治生态中的首次亮相:即通过舆论、宣讲、论坛等各种能够有效吸引公众和决策者注意力的方式,表达政治诉求,影响政治决策。
此后十余年间,随着商业经济在社会话语中的比重与日俱增,各色带着商业传播营销色彩的“院外游说”,已然在种种争议与质疑中,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就像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的京东商城董事长刘强东,近年来不论在全球互联网大会,还是自家公司年会,无不揪着互联网假货说事,明里暗里挤兑死对头阿里巴巴,直到引来国家工商总局介入淘宝售假,与淘宝店小二隔空骂战。而连续四年在两会上提案整肃电子商务的全国政协委员、苏宁云商董事长张近东,则被业界视为“提什么都为了黑阿里”。
反观马云,虽然无法走进全国两会的会场,但凭借其在互联网行业的巨大影响力,马首富这小半年来频频游走在工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行业监管部门,表达自己关于整肃网购环境的诚意；同时又通过随总理出行,给银监会演讲等机会,传递互联网参与金融行业的野心,着力为自己争取利益。
正是经历了数年来政商之间,在房地产调控、互联网监管、物权法博弈等重大经济事项上的“准游说”,公众已然对“政治游说”有了朦胧但敏感的体察；这就是为何眼下一段卡在全国两会前的讲演,一轮环保股行情的走强,就让一些人嗅出了味道。
在这次“院外游说OR新闻调查”的争议,以一种超出既往所有游说行动的爆炸性和影响力,让公众担心如此表达特定利益集团诉求的游说,会扭曲政府决策公共性。
而且此次引发全社会关注的调查式言说,不断以或煽情或鸡汤的方式,突破新闻报道与商业营销间的界限,不止于客观呈现事实,而是着力做出判断,推动一个社会行动乃至政治决策的发生。
此刻,我们在天与霾之间的困惑,恰是中国社会话语声场多样,表达传播渠道多元的产物。不论你喜欢还是警惕,它都将在此后持续存在,丰富着中国的政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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