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家乡
我对杨向奎先生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总是出人意料。见闻中杨先生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想不到的。
解放初期,学校里的政治空气非常高涨,人们都显得风风火火,而杨先生却总是那么神态安详、步履从容。记得他的衣着也很讲究,经常呢服革履,似乎从来没穿过干部服。他开的课主要是中国上古史,多次在走廊听到他从课堂里传出的高亢清朗的声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哎——”因此,我认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究,不但和革命干部不沾边,和“进步教授”也相距甚远。不料,在1950年就听说杨先生被吸收为共产党员,那大概是山大在解放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这让我大感意外,于是去打听杨先生的光荣革命历程,原来他早就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地下斗争了。
我没到杨先生家里去过,在我这个少年郎的心目中,总把他想象成一位在家里道貌岸然地管教子女的家长。可是有一天忽然听说:杨先生结婚了,新婚的师母是一位中学教师。这也让我大感意外。接着听说杨先生曾经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经历,后来解除了婚约；又隐隐听说他曾和一位活跃的女大学生闹过一段曲折的罗曼史,最终双方友好地分手。此中曲折更是我这个农家孩子无法想象的。
大概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孙昌熙先生教我们写作实习,几周以后,同学们不满意他的讲课,要求撤换老师。有一天,杨先生以文史系系主任的身份和我们三个学生代表谈话。他让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出了不满的地方,又问我们希望老师怎样教课,我们没有什么准备,只是笼统地说:希望老师能够讲出东西来,能够对我们的写作确实有帮助。他又问我们希望换哪位老师来教,我们也提不出来。杨先生说:你们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系里一定转告孙先生,你们也可以直接给孙先生提,我相信孙先生有能力教好这门课。接着他拿出一些事先准备的材料给我们看,都是孙先生在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散文、小说和论文。他说:孙昌熙先生是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抗战后并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在大学时代就发表了一些散文、小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赏,毕业后就留校做朱自清的助教。这样有创作经验的老师教你们写作实习,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孙先生不愿吹嘘“当年勇”,不是正说明他的谦虚吗?最后杨先生说:人都有缺点,每个老师的教学也难免有缺点,学生应当帮助老师改正缺点、提高教学,这才符合党的要求,是不是?哪能动不动就要求撤换老师呢?杨先生始终和颜悦色,让我们口服心服,深受教育,为自己的幼稚、轻率感到惭愧。我们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杨先生循循善诱的水平这么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杨先生为这次谈话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也是我们预想不到的。此后,孙昌熙先生的讲课果然渐入佳境,他和同学们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一别数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批判林彪时,听说杨向奎先生受到了牵连,被隔离审查了,据说林彪1966年5月的那个大讲政变的报告(曾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其中的一些历史材料就是让杨先生搜集提供的。我想:杨先生于1956年离开山大调入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后来属于中国社科院),一直在研究古代史,怎么会卷进这么高层的政治斗争漩涡呢?这实在大出我的意料。
1988年6月3日,听说杨先生回到山大小住,很想和一些“老学生”聚谈,我随朱其凯学长一同奔赴山大的指定会场。会场是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在座的都是校友。78岁高龄的杨先生显得健旺硬朗、慈祥愉悦,他兴之所至地向学子们倾吐肺腑之言,使会场洋溢着亲人之间久别重逢般的温馨又亲切的气氛。他谈治史、谈人生,当然也谈到如何受到了“林彪问题”的牵连。他和林彪的关系有两段,都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第一段是在1966年春天,他曾经给林彪的儿子老虎(即林立果)做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第二段是在1970年,他给林彪、叶群讲中国哲学史。起因是,毛主席在中央开会发言时,喜欢讲一些典故,他们听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包含什么意思,希望杨先生能够发挥咨询作用。杨先生是党员,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无可推辞。1971年9月林彪出事后,他被反复审查也没有查出他和林彪集团的任何政治联系,但还是把他关进秦城监狱4年多,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出狱……这些话题都是我很感兴趣的,也是我可以预想到的。想不到的是,这位我心目中的古代史学者,竟还不厌其烦地大谈他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以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订正。他说:在秦城监狱,因为时事、政治类的书刊不准看,就利用蹲监狱的时间学英语,又读了一些最新出版的物理书。他下工夫对相对论做了切实深入的研究,觉得爱因斯坦的有些看法站不住脚,于是写了几篇论文和爱因斯坦商榷,请军宣队转给北大或中国科学院。出狱以后,他自费出版了两本和相对论有关的书,一本是《论时间、空间》,一本是《熵和引力》。1981年他被派赴美国访问研究一年,临行前请人翻译了一本带去,寄给美国的一个刊物。这家刊物编辑部回信说准备发表,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动静,再去信催问,答复说:我们是个小刊物,不敢发表您这样的大文章。后来就无声无息了。
杨先生是诚朴谦逊的,他说:“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在外语上只是下等之才,有点成绩完全是靠努力苦干得来的。”杨先生又是非常自负甚至近乎狂妄的,他说:“我总认为自己的著作都是正确的,绝对正确的,不然我何必写呢?”“我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在历史研究方面,也许若干年后,我对相对论的研究才会得到承认,那方面的贡献会大大超过我在历史研究上的成果。”他还得意地说: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这不是瞎吹。有一年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主持人对我的介绍,第一是京剧评论家,第二是体育运动评论家,第三是物理学家,第四才是历史学家。年近八十高龄的杨先生竟像小孩子那样真诚坦率、毫不掩饰地把谦逊和自负融为一体,集于一身,这又一次让我感到大出意料,惊诧莫名。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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