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解放军进城了。关于解放军有许多传言,比如有人说,共产党是讲平等的,有个穿翻毛大衣的女人坐洋车被大兵拦截了,大兵命令女人下车,让车夫坐上去,命令女人拉他。不管这事是真是假,但传得很厉害,家里再不敢让我坐洋车上学。实际上,家里经济状况也请不起车夫了。从1947年起,通货膨胀如断线的风筝,扶摇直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那时的纸币如同废纸,几乎没人要,可是机关、学校发薪还是纸币。一个月的薪水要用麻袋装,用洋车运回家。纸币到了手还得赶紧花,物价一天三涨,早晨能买一袋面的钱,到中午也许只能买几个馒头了,老百姓苦不堪言。
父亲的买卖也在走下坡路,他本来是个手工工人,因为地毯厂关门才余下些钱去做买卖,根本不懂商业经营,干什么都赔,而且赔得一塌糊涂。他开个烟卷公司生产“维纳斯”牌香烟,烟盒很漂亮,但香烟质量极差,烟客称为“三勤烟”——勤点、勤嘬、勤灭。这个公司地址就在和平门内的顺城街,设施还不错,有工人上班时专用的澡堂子,我还去洗过澡,然而产品卖不出去,不到一年就倒闭了,洗澡池一度用来洗地毯。娱乐业更不景气,兵荒马乱,人们吃饭都发愁,谁还娱乐?紫竹林也渐渐偃旗息鼓、无疾而终了。最后只留下南城南横街的一间小茶叶铺还勉强支撑,但要靠它来养活全家,那是绝无可能的。
面对抽风一样的经济,北平人也有对策。不同收入的北平人大约可分为四等:最有钱而且有门路的,存美金、倒腾外汇；次一等存黄金和现大洋,既可倒卖,也能保值；三等存物资,既能用,也有升值的期待；四等人勉强靠纸币维持,这等人最苦。当然,没有收入的乞丐,冬天来了,便沦为街头的“倒卧”(北平人称饿死街头的人)。我们家可能勉强算三等,有点钱就赶紧买东西、存东西,什么都买,以食品为主,比如“洋面”(北平人称面粉为洋面,因为用面袋包装、零售面粉的方法是洋人引进的,中国当年最流行的品牌面粉是“冰船”、“骆驼”)、大米、食油、肥皂、“洋火”(即火柴)、香烟、煤油等等。最初只是害怕围城像长春那样围个一年半载,没吃没喝,后来随着通胀也变成牟利的手段。整个北平到处是自发的“黑市”,只要有空地的街衢都变成了“晓市”,一进“晓市”就可以听到袖筒内的银元撞击声和“买两块,卖两块”的低语(私下买卖金银非法,所以不敢张扬),父亲就常到宣武门内的“晓市”去“赔钱”,最后连自住的小房也考虑出售了。自1949年春起,即使没有不许坐人力车的传言,我也要走着上学了。
在这种情况下又赶上我五叔肺病告危,他住在中央医院(现在的北京人民医院),除了常规治疗外,还要注射链霉素。据说链霉素是德国货,解放军正在围城,药物进不来,链霉素卖到一两黄金一支。五叔从老家来到北平后,一直跟着我父亲,连老婆都是我父亲帮他娶的。他病了自然是我父亲出钱给他医治。肺结核民间称为痨病,那时谈痨色变,比现在的癌症还可怕。五叔的病是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作为小学生第一次与“解放”、“新政权”发生关系是买像章。解放军进城没几天,我们开学了。路过和平门时发现有个老人卖新奇的小物件,我走近一看,是一个个样式新颖的像章,其中有一款长方形的,外用化学(当时称塑料制品)膜覆盖,内中有朱总司令与毛主席并排画像(那时在国统区是“朱毛”并称),50元一枚,用新兑换的人民币购买。当时的50元相当于五十年代币制改革后的5厘。我把它别在胸前,作为进入新社会的标志。
解放后,家中债务丛集,医院正在转制,天天逼着还账,我们的小院只好卖掉了。改朝换代之际,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此时除了食品之外都不值钱。这个有八九间房的小院只卖了80匹本色五幅白布(人们不相信纸币,交易大多以货易货),如果折合现今的人民币只有两三万元。
我们只好搬家了。离新家最近的当属“八区中心小学”,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很难进,学期中间插班更是不可能的。恰巧我们有个亲戚在一个教会小学教书,名铸新小学,是私立学校,可以收插班生。但学费较贵,按月收费,一年8个月,每月一袋面。学杂费相当于公立学校五倍,出于无奈,我只得去了铸新小学。
现在我用百度搜索“铸新小学”,没有任何条文显示,这个小学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它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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