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2014年06月1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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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只要这些“少数人”有知识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他们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就可以扭转风气,转换时代的精神。
在北洋军阀你争我夺的乱世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有个观点——少数人的责任。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这个“少数人”是指那些因为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原因,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成为一种势力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砥柱。他心目中少数优秀的分子,包括他本人、他的好友胡适以及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改变社会是他们“少数人”的天然责任。在专业领域之外,他倡导“少数人”要在公共领域负责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认为,无论世道多么的浑浊、多么的可恶,只要这些“少数人”有知识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他们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就可以扭转风气,转换时代的精神。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无论时局变幻,政权更迭,外患日深,他的这个观点都没有改变过。
1933年1月,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本对华北领土的觊觎,丁文江在他们“少数人”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指出:“我们是极端反对自杀的。任何国家,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要有决心在万死中求生存。”他希望认清这样的事实:一,日本是得寸进尺的,它要实现所谓的“全亚洲”主义或“亚洲门罗主义”,决不是割一小块土地,就能保全一大块土地。二,日本的实力不是无限制的,它要吞并整个中国不是可以不计代价的。我们的唯一生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来抵抗,要让日本付出最高的代价,而不是拱手相让。三,无论我们如何抵抗,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弃他们的计划。我们要生存,当然要靠国际的均势,但是先要自己肯牺牲,有牺牲的办法,我们才会得到别人的援助。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国土都不爱惜,希望别国的人来替我们抵抗,天下怎么会有如此便宜的事?如果他这三点是对的,主张抵抗就不是一种高调,而是最低的低调,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而是从十分的理智出发的,不是谋自杀,而是图生存。有了认识,才会有决心；有决心,才可能找到办法。要提出具体的办法,不但要清楚许多未公布的事实,而且要了解军政权在握之人的心理和能力,否则,空言办法也不可能真的实行。国家虽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国家,抵抗也不是蒋一个人的工作,但因为蒋的特殊地位,其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他说,假如自己是蒋介石,他的办法有三条:
第一,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假如我是蒋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汉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诚意,用极诚恳的忏悔态度,请胡到南京。天下惟诚可以动人,何况在现在的情形之下。”
第二,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与曾经反蒋的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达成谅解。
第三,“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上三件事实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虽然没有把握,但是以蒋介石的地位与责任,是应该要做的,做到十分,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
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四五年间,蒋介石走的路子大致上不脱这三条的范围。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一个有训练、有创造力的学者,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要承担起“少数人”的责任,并不是自己直接去从政、担当领袖角色,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见识、学养,提出应对危机的办法,不管当局者能不能接受。我最喜欢的是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这个句式,在此之前,丁文江曾发表过一篇《假如我是张学良》的文章。那个时代,他们可以从容地以这样的句式公开表达自己对国事的见解,这本身就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的一个独特方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遗产。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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