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齐鲁文化劫
日本侵华的另一个“战场”
2015年03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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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海源阁的老照片。(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范先生提供)
  海源阁展厅里的木刻板及藏书复制品。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

  “海源阁”的猜想
  1937年,黄河决口。
  聊城遭遇水灾,饥民遍野。从那一年底开始,聊城外,守将范筑先率军与日本兵激战不迭,相持一年之久。直至1938年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等700多守城将士壮烈殉国。
  我们来到聊城,当地人早已将范筑先的故事看成是当地的“城市之光”。即使在出租车上,误以为我们来旅游的司机小哥也侃侃而谈,从范筑先抗令不撤聊到战死城郭……
  倾听了如此多的范筑先的故事后,一个不解突然涌上心头:为什么日本兵非要拿下聊城?
  聊城,地处山东西部,与河南、河北接壤,位于华东、华中、华北三大区域交界处。东昌府在明、清时期曾为古运河沿线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随着近代铁路兴起,漕运变得不再重要,较当时的京津铁路沿线城市来说,东昌府仿佛在工业文明这艘巨轮上被日渐遗忘。
  从1937年底日军主力沿京津线南下起,攻城拔寨往往选择济南、淄博、徐州等政经中心、资源产地或是交通咽喉。按理说,这个远离京津线且没有矿藏的小城,不该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我们碰人就问,年轻人不知,研究者说是因为范筑先的抵抗。
  或许,日本人是冲着范筑先而来,武士道精神让他们“睚眦必报”。不过,研究者的一句话,让70多年后的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了更多的猜想:“聊城沦陷后,日本人的指挥部进驻了海源阁。”   
  海源阁,坐落在聊城古城内,是清代著名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有“藏书甲天下”的美誉。
  1938年底,集结重兵攻城,或许日本人更为惦记闻名遐迩的“海源阁”藏书。
  当然,这个假设引起了争议。
  在聊城古城里,上了年纪的人会说:“东洋兵攻城略地,‘海源阁’不过是一处民居,他们会在乎这里?”
  翻看了无数史料,研究者们也说,“不可能吧,当时‘海源阁’藏书早已散尽,人去楼空,日本人没有在‘海源阁’里抢到什么。”
  的确,史料中关于“海源阁”被抢的文字,除了抗战前土匪、军阀外,毫无聊城沦陷后日本人的记载。
  不过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七十多年后遗忘的,往往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抢劫中国古书的日本兵
  沿着我们的猜想,继续寻找日本兵在聊城或许秘不告人的踪迹。  
  从文献资料来看,日本早在16世纪丰臣秀吉时代,对图书和文物的劫掠就已经成为了军事入侵的固有内容。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建立了特种任务执行机构——“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负责整理、运输劫掠图书,编纂劫掠图书的目录。
  在聊城“海源阁”之前,我们先说一说那个时代发生在济南的事儿。
  济南沦陷后不久,日本宪兵就查抄了改建国立山东大学的筹备委员陈名豫的住宅,当时是1938年3月。
  那一天,一声闷响,家门就被撞开了。眼前的日本宪兵把陈名豫吓了一跳,在民国山东省政府任过多项职务的陈名豫,以为日本兵是冲着他来的。
  明晃晃的刺刀,来势汹汹的大兵,让这位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不敢硬来。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抢劫啊……”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兵搜出古书,陈名豫只能躲在房屋一角哀怨着。
  最终,日本宪兵搜走了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宋元古版本书籍13种。
  抢书的日本宪兵,属于日军济南陆军特务机关。该特务机关成立于1938年1月,下设五个科,第五科掌握文化教育宣传,从事特务活动。
  那么,日本人抢走的元版《蔡中郎集》,是否出自聊城“海源阁”呢?
  在聊城,如今的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付兴说:“当年,‘海源阁’所藏的宋元古善本众多,因多年战乱,流失在民间的古书也不尽其数。”
  根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海源阁”藏书楼主人杨以增搜集诸本,精心校勘,终于刊成足本《蔡中郎集》十六卷。
  杨以增刊刻《蔡集》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治学而苦无善本对勘。杨以增在《<蔡中郎集>序》中曰:“以增少业是集,心好之,而所见之本或六卷,或八卷,或二卷,互有错忤,苦无善本对勘。”
  由此可见,早在杨以增时代,“海源阁”就搜集了众多《蔡中郎集》的诸多版本。
  当时,北京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在其所著的《海源阁藏书纪略》中这样写道,自“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或搜求于琉璃厂肆,或远访于齐鲁都会,或咨询于杨氏后裔……”
  虽无证据直接证明日本兵在陈名豫家抢走的元版《蔡中郎集》出自“海源阁”,但日本人对中国古书的惦记,从陈家的抢夺中“可见一斑”。
  是否忘记了抢劫的270余万册?
  对于日军的抢劫,陈名豫的民间私人藏书或许只是少数,图书馆才是遭难的“重灾区”。
  书,汇聚了中国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灵魂,透过一页一页的文字,传承着民族文化的脊梁。
  无论是像当年“遣唐使”这样的公派留学生,还是儒学思想在日本的传承,中华文明一直是日本极尽模仿的对象。
  在极端野蛮的战争丛林时代,抢劫图书成了日本侵华的另一个战场。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记载,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
  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军队对南京各类图书馆进行了系统劫掠,掠夺图书总数达897178册。
  日军侵占济南后,山东省立图书馆遂遭焚劫。绝大部分书籍荡然无存。据统计,“七七事变”前,山东省图书馆馆藏218000册,经过洗劫后,残存图书仅有7560册。
  私立齐鲁大学被日军焚烧损失的图书计12万余册。1938年,牟平县城,日军焚烧了当地的图书、档案。
  在日本投降两个月后,39位中国学者,包括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等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日本返还从中国劫掠的图书,但由于中国此后到来的内战和动乱,这个呼吁受到阻碍。
  尽管在盟军占领时期,日本向中国归还了158873册图书,但只占全部掠夺的2742108册图书的不到6%。大部分图书没有被归还。
  在如今聊城市重建的“海源阁”展厅里,正冲着大门挂着一幅照片,记载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毛泽东赠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楚辞集注》的一幕。此书就是1961年毛泽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出自“海源阁”的宋版《楚辞集注》。
  1972年,中日关系开始破冰。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迷惑,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迷惑”一词,在当时引发了争议。
  田中告别毛泽东时,毛泽东指着一套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毛泽东为什么选赠《楚辞集注》?研究此段历史的卢志丹在书中写道:“原因恐怕是这部书上载有‘迷惑’的典型用法。读一读《楚辞·九辩》中的这两句就明白了:‘忼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
  田中角荣收到礼物后颇感荣幸,回国以后,他将《楚辞集注》交日本读卖新闻社复印了一些。一年以后,中国外交部又收到了日本读卖新闻社回赠给毛泽东的《楚辞集注》。
  然而,历史不是任人粉妆打扮的小姑娘。
  不知日本在回赠影印版《楚辞集注》的时候,是否忘记了侵华时在中国掠夺的那二百七十余万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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