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来北往的斗蟋爱好者和客商云集、动辄上千破万元一只的蟋蟀“将才”、靠蟋蟀交易富起来的农民和繁荣农村乡镇房地产开发与交易,构成了宁津县蟋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独特风景线。
然而,人工饲养或外地蟋蟀开始充斥宁津蟋蟀市场,母蟋蟀和幼小蟋蟀被过度捕捉,杀虫剂等农药的频繁使用,以致于捉蟋蟀的半径日益扩大,“中华蟋蟀第一县”的文化品牌让宁津以斗蟋文化为纽带的旅游蛋糕日渐做大,却远未到反哺这一文化品牌的程度。在曾经的荣光与并不和谐的现实情景的碰撞中,期待重生。
农闲营生
十几个蟋蟀罐子一溜排开,边上坐着年过半百的常立芝,经过一晚上辛劳,她正坐等着这些蟋蟀快快易主。
用陶瓷罐装蟋蟀,在罐口盖上简易的铁盖子,再用自行车胎剪成的皮筋绑住,一字排开的大小罐子,成为宁津县尤集蟋蟀交易市场独特的风景。
有人打开罐选看时,蟋蟀时常突然跳出。常立芝就会拿着塑料的捕捉器,跟在后面一下下地追逮,直到用捕捉器盖住,再把它捉起来,拇指和食指微微张开留出一条小缝,右手则麻利地捉了蟋蟀,迅速塞入罐子中。
凌晨两三点就起,到玉米地里捉蟋蟀,再骑着摩托车到数十公里外的尤集蟋蟀交易市场,向来自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虫迷”推销,常立芝在立秋之后,一直是这样生活。
20日早上7点,常立芝的一只蟋蟀卖了150元,让她满心欢喜。尽管今年她已经很难逮到体型比较大的蟋蟀,但今年雨水密集,农作物减产,卖蟋蟀成为她唯一增收的副业了。
常立芝种了8亩地,今年密集的雨水,让她家2亩多玉米、3亩地棉花绝产。如果不绝产,一亩地能挣1000多块。
与常立芝相比,乐陵市孔镇的伊全兴、伊全平兄弟两人则比较幸运。20日一早,他一只蟋蟀就卖到了600元,还不到中午,手中几只拿得出手的蟋蟀全部卖出去,一天就收入破千。
伊全兴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个劲地说“昨晚没白忙乎”——蟋蟀总是在闷热的时候比较活跃,白天暴晒之后,整晚蹲在地里一只只地追赶、捕捉……“不用费什么本钱,出点苦力就能赚到这份钱,也不错。”伊全兴说。
与种地相比,卖蟋蟀的收入挺可观。从立秋到中秋之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常立芝能收入3000—5000元。如果运气再好些,捉到“善打架”的好蟋蟀,一只就能卖到上千元。
常立芝只是众多当地或周边农民的缩影,跟把地里的农产品运到集市上卖一样,摆摊式经营,只以此为副业,农闲时的营生长久不衰的背后,是全国各地蟋蟀迷对蟋蟀的需求。
虫迷暴利
34岁的李九鑫递给上海斗蟋爱好者的名片上,写着“陵县撬子手”的字样,他的QQ签名如今改成了“开始捉虫了,没空上网了”。
跟农民闲暇时逮蟋蟀到集市上卖不一样,李九鑫游走于农民和外地斗蟋爱好者之间,倒卖品相和战斗力较强的蟋蟀,以此获利。用当地农民的话说,李九鑫就是蟋蟀贩子,在外地斗蟋爱好者眼里,李九鑫就是蟋蟀投机者。
然而,正是有了宁津蟋蟀的英勇善战,再加上蟋蟀投资者的内引外联,宁津蟋蟀市场才异常活跃,引来了南来北往的“虫迷”汇聚——每年8月上旬到10月下旬,来自京津沪江浙等10余个省市的客商3000多人来此选蟋蟀。
60岁的老唐就是购蟋大军中的一员,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除了其中有一年在上海家中照顾病人以外,每年他都会到宁津住上一个月,为的就是淘到心仪的蟋蟀。
老唐八九岁就开始斗蟋蟀。“种类不下千种,宁津蟋蟀兼具南北虫的特点……”老唐说,斗蟋蟀已经成为从小到老的爱好,他去泰安捉蟋蟀却从未爬过泰山,到曲阜孔府旁捉过蟋蟀,却从未进去过……
常州人彭德忠来宁津第三天了,已65岁的他仍像个小孩子一样钟情斗蟋蟀。这次,一共淘到了20多只蟋蟀。年轻时,他时常自己捉蟋蟀,跟斗蟋爱好者一只只地斗,蟋蟀斗赢后发出的吱吱叫声,让他无比享受。
南北虫迷远赴宁津进行蟋蟀交易,有的人熙熙攘攘为利所趋,有的爱好者为兴趣而来,而农民则是为了生计。
20日,位于尤集的中华蟋蟀文化城内,交易蟋蟀的有超过千人。目前,宁津县已经形成了以柴胡店镇尤集市场为中心,包括宁津县城、孟集、柴胡店四个交易市场,日交易人次4000人。形成了陈家、尤集、大周、安家、大辛等80多个“蟋蟀”专业村,每年从事捕捉、交易蟋蟀的农民达6000人。
房价隆起带
蟋蟀供养房、各色蟋蟀罐、蟋蟀文化展品……20日上午,在尤集中华蟋蟀文化城内,与蟋蟀相关的纪念品、艺术品摆满了展厅,这里俨然是一座蟋蟀文化科普基地。
与蟋蟀城一路之隔,是尤集商业楼盘售楼处,一楼大厅内的售楼信息表内,房子总价最高的接近40万元,平均算下来,这跟房屋均价4000元左右的宁津县城,相差不远。
两年前,德州人王海峰看中以蟋蟀增收的尤集市场,投资开发了蟋蟀城,除了蟋蟀城展馆,还投建了7万多平方米的商铺。
两年的时间,原有的农村平房,被高阔的楼房取代,仿古的沿街商铺鳞次栉比,置身其中,仿佛来到了古色古香的小镇,而沿街的旅馆也是一家挨着一家。现在,这里的商铺每平方米3000元左右,居民楼接近每平方米2000元,这跟周边的乡镇相比,高出了好多。
“农民卖蟋蟀一年挣1万元左右,倒卖蟋蟀的一年挣3-5万,收入还是挺可观的。”王海峰说,他亲眼见到一只宁津红牙青卖到2万元的高价。这坚定了他在此投资的信心。
这期间,以蟋蟀城为纽带,宁津县还在此组织了第一届全国“中华蟋蟀文化城”杯全国蟋蟀邀请赛。“今年还不是时候,现在人气还不到最旺的时候。”王海峰说,这几个月对他来说很重要。
20日上午,王海峰驾车赶到尤集,借此机会,他盼望靠蟋蟀增收的农民能消耗掉他剩下的房子——110多套商铺还剩30多套、700套住宅还有300套。
旅游文章
20日一早,50岁的老戴在尤集蟋蟀市场转了一圈,却只买了三五只蟋蟀,有些失望。
“现在越来越难买到个大的上品了。”老戴来自武汉,特意坐火车从一千公里外赶到这里,却不得不在此住下,静等好一些的蟋蟀露头。
上世纪90年代,宁津蟋蟀成为全国斗蟋大赛中的“常胜将军”,催生了宁津的蟋蟀交易和以蟋蟀为纽带的产业发展。
与蟋蟀产业相关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包括蟋蟀纪念品、蟋蟀罐、工艺毯等十个特色产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与蟋蟀相关的特色旅游商品产业年产值达2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3000人以上,利税达3亿元。
利益驱动,却让宁津蟋蟀长期处于无节制、无保护的“涸泽而渔”式的过度开采中。
“几乎每年都来,但逮到好蟋蟀的概率不如往常了。”来自上海的斗蟋爱好者唐先生坦言,宁津蟋蟀市场上,除了本地虫,还充斥着周边乐陵、聊城等地的蟋蟀。从这几年的战绩来看,宁津蟋蟀的表现也在下滑。
说到此,唐先生指着一位农村妇女手中提着的大提篓,对记者说“像这样大量捕捉母蟋蟀的行为,等于说杀鸡取卵”。
听到唐先生义愤填膺的谴责,一旁卖蟋蟀的妇女赶紧走开。这时,有人嘟囔“这不能卖钱吗?”……
母蟋蟀、幼小蟋蟀被过度捕捉,杀虫剂等农药污染,宁津蟋蟀的数量、品种正在锐减。
对此,宁津县旅游局副局长韩德泉说,他们已经开始制止收购母蟋蟀和幼小蟋蟀的行为,并引导人们不要捕捉、销售母蟋蟀和幼小蟋蟀。
另外,在蟋蟀集中产区,尤其是尤集、柴胡店等地,减少或不使用杀虫剂等农药,发展绿色农业,提高宁津蟋蟀的质量。
同时,发挥宁津蟋蟀文化的资源优势,从金石书画、网络科技、影像制品等多方面入手,发扬宁津蟋蟀文化。
在韩德泉看来,单纯地看中蟋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太短浅,以蟋蟀为媒,引入更多斗蟋大赛、蟋蟀文化旅游开发,让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资金在此汇聚,把旅游蛋糕做大,然后反哺蟋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才是宁津蟋蟀文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蟋蟀为媒
20日下午,宁津县旅游局副局长韩德泉在宁津县城的办公室内,专注地整理他远赴云南参加交流会后的资料,往年,这时候他一直忙于筹备蟋蟀文化节。
自1991年开始,宁津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宁津蟋蟀文化艺术节。之后,也曾陆续举办蟋蟀文化节。
今年,节俭风盛行之下,蟋蟀文化节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第二届“中华蟋蟀文化城”杯全国蟋蟀邀请赛。
“邀请赛有斗蟋爱好者自发举办,我们就是搞好服务。”韩德泉说,十天前,他跟宁津县副县长陈晓强、柴胡店镇常务副镇长张秀峰到昆明,参加在昆明云南大学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直翅目昆虫大会,在26个国家300多名直翅目昆虫研究人员和专家,表演蟋蟀打斗和宁津的蟋蟀文化。
在韩德泉看来,不再举办蟋蟀文化节,腾出了更多时间投入到围绕以蟋蟀为媒介的旅游招商中。比如,惠宁湖水库招商项目,已经有外地投资客商相中；准备以蟋蟀文化为依托的宋朝文化,打造文化古镇；斗蟋大赛、蹴鞠、水上杂技等旅游项目也在考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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