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和瞿文对鹦鹉的态度是一正一反,褒贬鲜明。应该承认,瞿秋白这一观点背后有陈独秀的影子以及整个左翼阵营的影子。
□苍耳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则因“鹦鹉”而起的“公案”,曾引发两派知识分子的激烈争鸣。这则公案也折射出古今对鹦哥态度之不同。胡适先生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引用了印度佛经里的一段神话: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它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它往来滴水救火,对它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它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胡适是借这个典故以自比或自喻,要学鹦哥用双翅滴水救火。他说,创办《新月》这个刊物,只因为这些人骨头烧成灰都是中国人,在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因为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受到种种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最先撰文嘲讽胡适的是瞿秋白。他在《鹦哥儿》一文中含沙射影地暗讽道:胡适之先生整理国故的结果,发现了它还会救火,这倒是个新发现的新大陆。话呢,的确不错:现在的鹦哥儿都会救火了。第一,因为新大陆是鹦哥儿侨居过的,所以新大陆要有大火的话,它一定要去救。第二,鹦哥儿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因此,中国正在大火,鹦哥儿也一定要来救的。瞿秋白批评胡适是他的权利,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秋白先生不该歪曲印度佛经故事,将“滴水救火”扭曲成“用自己的花言巧语来救火”。由此他也避开了正面批驳胡文,却避实就虚地绕到后面“打棍子”:中国的鹦哥儿现在也学着法国资产阶级,牺牲了自己的人权论的政见,也主张来这么一个国防政府。中国的鹦哥儿就会这样学嘴学舌地救火。他们要救火的诚心,他们要救中国绅商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统治的诚心,是值得感激的!最后他讽刺道:花言巧语的鹦哥儿,你们的“人权”、“自由”还要骗谁呢?鹦哥儿啊鹦哥儿!你们还不如兔儿爷。兔儿爷有一种特别的骗人的本事!它们遇见什么危险的时候,立刻用两条小巧的前腿,把自己的很美丽的红眼睛遮起来。
胡文和瞿文对鹦鹉的态度是一正一反,褒贬鲜明。应该承认,瞿秋白这一观点背后有陈独秀的影子以及整个左翼阵营的影子。在此之前,胡、陈两位老友围绕一场“大火”,发生了“水火不容”的尖锐对峙,几近绝交。1925年底,《晨报》馆被群众焚毁。陈独秀认为烧得应该,并反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陈独秀,措辞严厉地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反以为是,这态度很使我感到诧怪。胡适主张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如此苦口婆心,不过是在重复五年前他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的《争自由宣言》,希望“此火”以后不要再“烧”了。
无独有偶,鲁迅在《谈皇帝》一文中,也谈到“红嘴绿鹦哥”——那是菠菜在民间的奇怪别名,是专门用来对付皇帝的。他说家中曾有一个老仆妇,她曾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譬如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菠菜,他又要生气的,要杀人。因为这是便宜货,对他就不能称菠菜,而得另起一个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
“愚妇”们用“愚君”的办法来对付皇帝的“愚民”,看起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但刀把子无论如何还是操在“愚君”手里的,而且他是吃惯了这“红嘴绿鹦哥”的。
不过,笔者没听说过鹦哥儿吃菠菜的。没听说也不打紧,孤陋寡闻嘛,又何尝妨碍鹦哥儿被做成一道菜,一道“名”菜呢?可以设想:有一天皇帝想起这美味,便让御厨做。结果御厨杀了几只红嘴绿鹦哥,皇帝吃后感觉味道不对,这哪有菠菜的滋味?于是一怒之下杀了御厨。说白了,文人的勇毅在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悲哀在于“御膳房”里做菜,免不了要出差错的,这就有杀头之虞。倘直言那“红嘴绿鹦哥”原本就是菠菜,恐怕更要坐牢杀头了。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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