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伯成
李氏太和堂庄园可以说是隐藏在山区的一座地主庄园,其建筑风格与朱家峪相似,但又有明清地主庄园的古朴韵味。太和堂是近代中国地主经营经济的一个代表,是研究近代地主经营方式的一个很好的范本。
太和堂庄园位于章丘市官庄镇政府东南约7.5公里的东矾硫村。李氏家族自乾隆初年李可式开始,在以经营土地积聚原始资本的基础上,延揽人才,广开店铺。至清道光年间李方彩掌管太和堂时达到鼎盛时期,拥有土地515亩,酒店、杂货铺、药店、钱庄多家。从同治九年到宣统三年仅60年内,就大兴土木建宅院13座、楼厅30余间、瓦房130多间。此时的太和堂可谓楼房成片、鳞次栉比,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货通百里之外的富商巨贾,在当时,仅次于孟氏“祥”字号和西关高家。至清末,整个东矾硫村几乎都是李家的宅院,由于处在山区,避开了战乱,至今许多建筑仍保存完好。
李方彩做当家人时
太和堂达到鼎盛期
提起太和堂,人们自然要想起经营有方的掌门人李方彩。
李方彩,清朝道光八年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当时李家拥有土地360多亩。李方彩幼读经书,精明睿智,少年时就受到中国古代富商名贾经商哲理的影响,尤其是白圭的“乐观时变”,在齐家理财上显示出不凡的才能。17岁时,曾在本村宫家店铺里辅佐掌柜治理店铺,立下了汗马功劳。1866年,当他成为太和堂的当家人时,便一改太和堂过去保守的经营方式,在以经营土地积聚原始资本的基础上,延揽人才,广开店铺银号,尽展理财之术、管物诀窍,终于使太和堂出人头地。
鼎盛时期的太和堂拥有土地515亩,酒店、杂货店、药店、钱庄、当铺、赁货铺及糕点铺多家。仅太和堂酒店一年自酿白酒就达30000余斤；其赁货铺备有轿子、高罩、锣、伞、扇、宫灯等结婚用具及出殡用的灵篷、灵楼、旗、幡等家什,可谓应有尽有。太和堂还与观音堂等3个教会及38家商号常年发生金钱借贷关系。
李方彩时代的太和堂,拥有良田515亩。除了从祖上继承下来的外,其余是在本村和附近村庄农民歉收、疾病、婚丧等急需用钱的情况下买进的,也有一些农民是因为赊欠了太和堂店铺的酒烟货物,欠债还不起,被迫指地作价卖给太和堂的。另外,太和堂还常年养着几百骡、马、牛、羊、猪,当时的太和堂鸡鸭狗猫满地跑,蜜蜂鸽子满天飞,一派兴旺景象。
以经营土地起家
积累资本广开店铺
为了耕种这些土地和管理这些家畜家禽,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每年雇用长工13名,其中大伙计两名,帮助太和堂东家计划农作物种植数量、指定种植地点、规定耕作时间。二伙计8名,负责带领短工到大伙计指定的地段上耕作。短工三四十名,还有牛倌、羊倌、小觅汉十几名。
李方彩对雇来的长工、短工是极其苛刻的,每天天未亮,他便披衣而起,然后到长工、短工居住的院子里大声咳嗽,并且弄得农具叮当响,直到长工、短工下地干活为止。伙食也极其简单,一日三餐煎饼咸菜,早餐、午餐在坡里。就是对于家人,李方彩也是极其节俭,平素一律粗茶淡饭,用他的话说就是:“欲齐家业,先丰物产,欲丰物产,必学勤俭。”
太和堂就是这样以经营土地起家,残酷地盘剥长工、短工,积累了不少原始资本,在此基础上,广开店铺,逐渐向商品生产转化。据光绪三十年太和堂全年粮食收入及分配的一份表格记载:太和堂全年粮食收入在1480—1857(百市斤),其中1002—1380(百市斤)用作商品粮来酿酒、制醋,或直接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其实,太和堂真正的经商致富恰恰是顺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清朝中、晚期,东矾硫一带已经成为章丘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心,交通便利,东北距周村仅40里,西去济南仅百余里,这里还是通往陶瓷业中心地——博山的东西要道口,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着章丘东南山区,以及淄川西部边缘地带的几十个村镇。当时,商品经济已日益深入农村,渗透到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太和堂每年生产的谷物,很大一部分在周村市场上经销,所需大、小生产工具,也多在周村市场上购进。
多种因素作用下
太和堂走向衰落
太和堂的衰落,有诸多原因:首先是小农经济的狭隘意识,其次是过度消费和家族的分化。李方彩和他的后代继承人,多着眼于当地的商业活动,没有及时将盈利转化为资本,去城市开拓市场扩大经营,而是超负荷开支、过度消费,从同治九年到宣统三年的60年内,大兴土木建宅院13座、楼厅30多间、瓦房130多间。仅请人写四字大匾,就付酬金200块银元。婚丧嫁娶奢侈浪费尤甚,据李方彩碑文推算:婚寿十几起,丧葬十四起。长辈丧葬要修坟七年,治丧七日,宴宾千人,花费二千多吊以为荣。
李方彩的后人,土地均分后日益递减,有的生活腐化吸毒、嗜赌,除个别尚富足外,大都堕落成自耕农,甚至土地卖光,生活无着。
李淑位捐贡生,任普集区区长。此人爱摆阔气,从普集回家坐“东洋车”；娶孙媳、挂匾；给普集小学四十名学生做童子军服,铜鼓、铜号到东矾硫村祝贺。逢集,十余辆新推车整齐排列在大门内,八九个长工一上午不干活,一律穿浅蓝粗布裤褂,披三尺浅蓝“披布”坐在大门口炫耀。
家族分化、经营规模萎缩,是太和堂衰落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光绪三十三年,这个家族内部矛盾便开始显露,太和堂分成一大支及两小支。老酒店、老杂货铺分给李方彩的侄子李淑傩；“德太和”酒店和“春和成”酒店的股分给李淑位；新杂货铺、赁货铺、钱庄分给李淑保；药铺合伙。
1928年夏,土匪吴大州率匪徒抢劫了太和堂的所有店铺并绑架了李淑位,用燃烧的整束香头烧得他遍体鳞伤,逼其交出全部存款。同年8月15日,前去章丘城张鸣九处入伙的土匪途经东矾硫村,太和堂再次被抢劫,匪徒们说:“北头半个庄,不如太和堂一只箱。”太和堂此后元气大伤,各店铺均萧条冷落,个别店铺竟资不抵债。
直到民国初年,太和堂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沦之后,其后代中有贤能者渐渐羽翼丰满,他们决心步祖宗之后尘,重振太和堂的雄风,这伙后生除极力维持已经衰落的几个店铺外,还新开设了估衣店、当铺、钱庄、盐店等几处商号,其中李恒轩与本村的李恒璋合股在普集开设了“聚太恒”酒店。李恒璋是国民政府章丘县商会会长,由于靠着这棵大树,所以“聚太恒”酒店曾盛极一时,当时东矾硫一带在外打铁的人多,每次往家寄钱都是直寄“聚太恒”,然后由李恒轩等人转交。但好景不长,卢沟桥事变之后,局势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太和堂的店铺终于毁于兵燹,1938年前后相继关门停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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