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梅贻琦任清华校长的标准照。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前梅贻琦夫妇合影。
1954年,梅贻琦在美国与友人胡适(右)、缪云台(左)合影。
目前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有所谓“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在中国呢,更有所谓“钱学森之问”以及由大学排行榜、校庆引发的种种质疑和疑问,最近更是将问题尖锐地表露出来……
读了蒋方舟的《梅贻琦先生》,不禁感慨:如今人们常说什么“小清新”,蒋方舟大概正处于人生“小清新”的阶段,但是笔端却不止于“小清新”,短短的文章透露出她成熟和老辣的一面,即通过清华前后两位校长——梅贻琦、蒋南翔的一番比较,给人带来许多启示,换言之,是说明了中国大学的时代风标的转换,于是接下来可以有许多话题展开讨论。
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先生此前也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所召集的研讨会上一语惊人,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真是一语中的。
这一少一老,所议所论,正指着中国大学的危机,特别是大学最重要元素的人力资源——校长、老师的问题。如人所说,目前世界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有所谓“五大危机”威胁着今天的大学,在中国呢,更有所谓“钱学森之问”以及由大学排行榜、校庆引发的种种质疑和疑问,最近更是将问题尖锐地表露出来,如在评职称中发生的闹剧(殴打评委事件、手机索钱事件)以及导师事件和学生的事件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显然有些事让我们不得不回过头去看看,去找寻传统,因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毕竟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史,其中积累、积淀下来的许多东西,是值得回顾、咀嚼的,甚至在今天是可以让人凭吊的。
为什么清华前后两任校长的办学方针大相径庭?为什么如今充斥在大学殿堂中的一些体制内人物竞相沦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前者,是因为中国大学曾经拥有过的普世性的重要成果和结论已然丧失,比如“通才教育”、“大学使命的内在动力”以及大学应有命题中的批判性思维、多元主义、宽容、思想自由原则等等；而后者则是前者沦丧之后的必然产物,是大学渗入外来恶性因素以后的蜕变:大学被包围在官场与商场、僵化体制与通变的潜规则之中,于是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它与社会的污泥浊水同在一片水域,清者虽出污泥而不染,浊者则欣然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间大学的灵魂更何处可觅?
大学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办大学的教育方针。这让人想起蒋方舟所提到的梅贻琦老校长。应该说,从当年的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的教育思想是有所变化的,不过,他的《大学一解》一文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观念,其中他不仅采纳了中国古代儒家“大学”的教育思想,又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思想体系。
蒋方舟说:“我在清华呆了四年,时常感受到一种矛盾与分裂。它时而是学者的、是不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时而又是属于政治家的、革命的、指点江山的、预备统领和主导社会进程的。我想,这种矛盾,大概就源于梅贻琦校长和蒋南翔校长的区别、旧时代和新中国的区别。”那么,什么是“学者的”、“不争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呢?其实就是梅贻琦校长的办学思想,即大学是培养“通才”的,那是与只重专才而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部办学理念不相合的。也即大学要着眼于为学生通向高深学问而做基本的训练,首先是着眼于人格的全面培养。这一点上,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是有共识的,比如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浙大竺可桢等,是高等同质性的,即“通才”教育的原则,而“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则是水到渠成的,表现出来的,则当然是“学者的”、“不争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了。
那么,大学中的老师和校长呢?梅贻琦以为老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所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是也为“学者的”、“不争的”、“以不变应万变的”。
蒋方舟又说:“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时期,学者与政客夺着年轻人,一个要把他们变成‘真理的孩子’,一个要把他们变成‘党的孩子’,梅贻琦硬生生搭起学术象牙塔,抗逆政治对学术的强暴。”
作为清华历史上最为骄傲的“一二九”运动,梅贻琦同样表现出他一贯鲜明的态度。据后来叶公超回忆说:当时他与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都聚集在梅贻琦家里,商议如何应付,众口纷纭,梅贻琦却一贯性地静默不言。后来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贻琦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他以极沉痛的口气告诫学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这真是光风霁月,彼时梅校长以及其他校长的风流,后来再也看不到了,那么所谓大学等等,也就另当别论了。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浙江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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