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
吃饱了、喝足了、能睡觉,有了这些幸福垫底,心里就踏实了,随之而来的是要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以前盛行一个马斯洛需求五层次论,无非是说,人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总想在精神上折腾些事,不折腾就没完。改革初期,人们思想活跃,精神蠢蠢欲动,像北京这样的大地方,先掀起波澜的是“星星画展”和《今天》杂志,这股文学洪流在宽松的政治气氛下一下涌到地面,成为当时最热闹的景象。曲阜虽然闭塞,对外界的反应还是很敏感,中文系首当其冲,创办文学社可谓开了曲师思想解放的先河。
文学社是由三班汪家明首创,骨干有梁义亭、常光明、郑树平、宋丹群等人,都是文学青年。大旗一扯出来,立即聚拢不少粉丝,其中女粉丝也不少,著名的有李盈、郭玲玲、骆宝臻等。我那时自感文学想象力差,不是写小说的料,也被他们的热情吸引,成为文学社的外围成员。和外地那些文学社团的际遇差不多,曲师文学社一成立,好像就不受官方的待见,以辅导员赵老师为代表的组织对文学社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忧心忡忡。他们可能觉得,为馒头闹事,塞上一碗猪头肉或可立马平息,而要平复思想和精神的冲动就没有什么好招。现在你可以去问赵老师,他当时最头疼的一定就是这个文学社。
文学社要打响,自办刊物不可缺少,即使达不到《今天》那个水平,也要有那个架势。汪家明他们造势的第一步是把自办的刊物贴在办公楼前的橱窗上,密密麻麻的一片,一时观者如云。我也挤在前面观察,因为我有一篇小文登在上面,我关心它是否能被人注意到。这可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处女作啊,题目是“关于异化概念”。人家写爱情小说,我谈论高深的异化问题,眼界就是不一样。王凯荣后来问我,“啥是异化啊,我看你的文章没明白。”我只好对他通俗地解释一番:“比如老子生儿子,老子是主体,儿子是客体,儿子是老子的对象化,后来儿子不孝,反过来压迫老子,这就是异化。”王凯荣听了这番解释,恍然大悟,说:“你这么写我就明白了,可你那么写我就不明白。”这个批评真是切中要害。我至今还在写一些人家看不明白的文章,这个毛病看来是在文学社那个时候落下的,悲催。
汪家明办刊物真是投入,坐在被窝里,一字一字地刻写,然后找个油印机一印,装订成册。给刊物起了一个名,叫《晨曲》,当时好像有好几个刊名备选,什么《杏坛》、《阙里》之类,不知何人拍板,选了个像中学生的名字,有点露怯。后来77级万卫平等人出了个诗集,叫《灰墙》,那就比较牛了。虽然写的诗和我的文章一样看不大明白,但题目先声夺人,能一下把你蒙住。
文学社轰动一时,《晨曲》也陆续出了几茬,随着大学生活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不断展开,文学事业的动静慢慢就小了。在我记忆中,能够像文学那样激动人心的事大概就是跳舞了,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事。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