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齐鲁晚报体育部记者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为读者呈现第一手的见闻。
其实那一年,很多东西都在嬗变。除了香港回归那样的大事儿,还有诸多浮光掠影的东西,悄悄栖息下来。作为一个体育迷,我记忆的犄角旮旯里,就封存着那么几样东西。有傻大个儿大春脚下那双眼熟的胶底球鞋,也有高富帅袁华身上那件23号公牛球衣。虽然,这只是几件随手扔出的电影道具,但确乎精准地砸中了很多老男孩脆弱的内心。
从一个职业体育记者的角度看,电影里的这点细节,似乎是一种形象的隐喻。1997年,刚刚起步几年的中国职业体育,正风起云涌地塑造出一大批全新的城市英雄。球迷们的呐喊和眼泪,雕琢出一个个勇敢孤傲的面孔。与驾轻就熟的欧美联赛相比,中国职业体育的形象,一如进口球衣与胶底球鞋的对抗。虽然不算精致,但更真实;也许不太富有,但执拗。它似乎更贴近于街巷与草根,在跟沙石球场的凶狠磨砺中,消耗掉短暂的生命。
直到现在,正版的乔丹球衣,仍可以被作为经典收藏,但没有人会把一双磨平了鞋钉的胶底球鞋奉为经典。它早已疲惫死去,被丢在某个回收站里。身价卑微到只属于疯跑的少年,不羁的信念,狂野的呐喊。
我想,如果我是夏洛,我会眉飞色舞地跟小伙伴们讲述以后发生的故事。中国联赛有钱了,下一届世界杯带队夺冠的斯科拉里,后来来了广东;中国足球有文化了,还在练蚌埠回旋的李毅,会成为流行文化的代言人;中国足球还造就了很多人才,你看那个说球的黄健翔,多年以后成了大众娱乐明星。你们只要给我抄作业,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任何一场比赛的结果,让你们好好挣一笔钱……
这时,小伙伴们用无限崇拜的眼神看着我,然后拉我跑到网吧里,用了五分钟打开win95界面,翻出一篇名叫《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的帖子》,问我:“我们后来赢了卡塔尔没有?”
我只好说:“还是输了。现在小组出线都不容易呢。”
他们疑惑不解地问我:“那你说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我沉默了很久,只好回答:“记住,伙计们。即便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处,也要在能爱的时间里,尽量坚持下去。”
我在那个时空里,不声不响地度过了1997年。我在想,即使一切可以重来,一切也无法由自己主宰。尽职尽责,做双卑微而短命的胶底球鞋,其实也不错。
所以我还是考了大学,进入了这家报社做了十几年体育记者。这期间我与我的同事一道,跑完了亚非拉欧美澳各种赛事。这个团队就像一支配合娴熟的球队,把赛场上喧嚣的热闹,一点点搬到安静的纸上来。其实在1997年之前,我们就有出国采访的经历。举重运动员出身的马安泉老师,就曾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目睹了那次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近三十年来,齐鲁晚报体育记者换了好几茬,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人潮涌动的地方,在赛后又形单影只地离开,赶到报社或者宾馆加班赶稿。从北京亚运会到北京奥运会,从意大利世界杯到巴西世界杯,还有数不清的单项世锦赛。我们有时在本土,更多的时候在异乡。每当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升起来的时候,在行注目礼的时候,照样会有眼泪溢出眼眶。虽然新闻这个职业,要求冷静客观,但内心清楚地告诉自己,因为热爱,终于不能释怀。
但没有人知道,我是从未来穿越回去的,已经提前知道了很多事。2002年的日韩,我想告诉我们的特派记者刘玮和宋国庆、王健,别让国足太得瑟,尤其别踢假球;2007年,我想拜托去NBA总决赛的刘瑞平老师,告诉小将詹姆斯一声,邓肯过几年还在玩儿你呢;2010年,我自己在南非的时候,甚至差点忍不住跟疯狂庆祝夺冠的西班牙中卫皮克说,你小子还有更好的事儿呢,舞台上的大美女夏奇拉,过几年会给你生孩子。
但我还是想着,安静地做一双胶底球鞋。你一心要改变未来,不能靠投机取巧,只能踏实地工作。所以,我还是一如既往,安静地上班下班,写稿编版。直到有一天,晚报出到10000期了,我看完了这部电影,然后一梦之间,跟夏洛一样回到1997年。
撰文/本报记者 李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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