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
我的“大哥”
2012年10月12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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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他骨子里就是农民,是一个原生态作家,因此他的身上,看不到那种成名后的浮躁与傲气。”
今年45岁的莫言研究会秘书长、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是莫言的同乡,也是莫言20多年来的好友。毛维杰称莫言一声“大哥”,莫言则回称一句“小毛”。
从上世纪80年代结识开始,毛维杰和他的“莫言大哥”相交已有二十多年了。
只知道他写东西好
1984年,当时19岁的毛维杰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了老家大栏中学从事语文工作。毛维杰的家在大栏乡,距离莫言的家很近,只有几里路。
在莫言还没写《红高粱》之前,他们就互相认识了。1984年,莫言当兵回来以后,领着他的小女儿来大栏中学玩,那时教语文的毛维杰第一次见到了当时29岁,后来被他称为“大哥”的莫言。
当时的毛维杰对莫言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写东西好,是大栏的同乡。1985年,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完成,毛维杰在学校里看到了这部小说,当时他对于莫言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当他看到《透明的红萝卜》里写到的场景,激动地拍了一下桌子,他就说这个人肯定是大栏当地人!
在毛维杰的回忆里,胶河一直流到东北乡,当时经常泛滥,大栏乡因此就开展了一项水利工程来分流泄洪,在低洼地建设了一道滞洪闸。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自己在那里干过活,还当过拉风线的小工匠,这一下子就与毛维杰的故乡情深深地融合到一起。
当时毛维杰的一个同事说,写这部作品的很可能就是大栏乡的管谟业。于是毛维杰去莫言家里找他,到家一看一聊,毛维杰心头一喜:真就是他!
30岁的莫言“很能说”
毛维杰还记得,当时见到的莫言比现在要健谈很多,当时这位年轻作家只有30岁左右,在谈论文学创作时说得头头是道,让人感觉很有激情,是“很能说”的一个人。
当时教语文的毛维杰,也是一个热爱文学,热爱家乡的青年。他看到的莫言本人,与莫言的家庭环境反差很大。
莫言当时的家境贫穷,所住的农村平房很矮,家中凌乱的鸡窝,已经破旧的桌椅,是当时大栏乡农村常见的物事。当时一大家子人没有分家,全住在一起,吃的饭就是野菜加米粥,穿的衣服也十分破旧。
然而,坐在饭桌边的莫言,谈吐惊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等深层次的问题,让毛维杰刮目相看甚至心存敬佩。莫言说,他认为文学是反映底层人的普通生活的载体,童年的苦难是作家的摇篮。
当时的毛维杰20岁,还不能完全理会莫言文学观念中的奥妙。后来告别莫言回到家中,他便开始逐渐开始关注这位作家,也与这个大他10岁的同乡渐渐熟悉亲热起来。
毛维杰告诉记者,莫言年轻的时候,一开始的文学创作是以模仿为主,也就是没有形成自己的特点,接近于当时很多人写的文章,个性并不鲜明,直到他当兵进入学校学习以后,才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莫言1976年当兵以后,考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学校,他听到了一些专家教授,特别是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做的文学报告才豁然开朗: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原来自己过去经历过的苦难都可以写成小说!于是莫言从那以后便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学校学习时,有一天晚上他一口气写了3个短篇小说。
在写《红高粱》之前,莫言便已经意识到:国内军事题材的小说当时并没有很宏大的作品,像国外《静静的顿河》那样伟大的作品并没有出现。他是这样想的: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是家乡大栏乡也经过了抗日战争的洗礼,那么自己能不能写这样的作品?
从那以后,莫言便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军事题材的小说,终于在几年之后创作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红高粱》,并且由张艺谋改编成了红极一时的同名电影。
他骨子里就是农民
如今毛维杰已经是莫言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也是莫言文学馆的馆长。在谈到如今成名已久的作家时,毛维杰笑了笑:其实现在的莫言还是跟以前一样平易近人,因为他骨子里就是农民,是一个原生态作家,因此他的身上,看不到那种成名后的浮躁与傲气,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在国内外都很有很高名气的作家。
在毛维杰印象里,“大哥”跟他在一起时,很少穿西服打领带,衣着普通,但是那种儒雅平稳的气度,是一般人很难模仿的。
除此之外,在毛维杰眼里,莫言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有一双发现生活的眼睛。
有一次,莫言与毛维杰等几个好友出去洗澡,隔了没几天,莫言告诉毛维杰说,他写了两篇小说,发表了,就是以他们那天出去洗澡的事情为蓝本,创作了小说《洗澡》。原来当时莫言洗澡回来后,碰到了他的一个同事,简单说了几句话,却给了莫言灵感,后来就变成了小说。
毛维杰说,莫言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回高密时,吃完饭就到桌子前写东西,不断学习创作。有一次莫言跟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夏天衣衫褴褛,冬天棉裤棉袄,睡起来就写,写完了就睡”。40多万字的小说,来了灵感的莫言一个多月就能完成。
为本土作家建座文学馆
如今,在高密一中内,有一处面积1900平方米的文学馆,这所文学馆就是毛维杰和其他研究莫言的文学爱好者一起筹建的,其中,文学馆1楼储藏了5000多册莫言捐赠的书籍,2楼以各种照片资料和文字资料,记载了莫言的成长历程。3楼和4楼目前正在建设当中,主要是莫言学术方面的成果。
回忆起筹建文学馆的情景,毛维杰说道,他们最初的目的就是把莫言的作品资料输送到家乡来。作为莫言的老乡,如果家乡人不做这个事情,那莫言的资料肯定就被慢慢分散到各个收藏馆里,不容易收集了。
曾担任高密宣传部长的孙惠斌和毛维杰是高密最早关注莫言的领导者之一,也是最早付诸行动的。2006年4月,他们开始具体安排有关人员筹备成立莫言研究会,2006年8月12日,莫言研究会成立,并且开始正式着手筹建莫言文学馆。
为了筹建莫言文学馆,毛维杰曾经六次去北京,征求莫言本人和有关人士的意见,并且征求展品等事宜。他和其他研究会的成员一样,只是单纯地想为家乡走出的莫言,为他们高密人的骄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于筹建文学馆,莫言自己自然不赞成,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写了几本小说,不值得研究。而在研究会成员的一再坚持之下,莫言终于同意筹建文学馆的事宜,并且将自己的作品、手稿以及大量资料放到了展馆。
终于,莫言文学馆自2006年筹划以来,历时3年,于2009年8月22日开馆,该馆由高密市委、市政府筹划建设,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园内文学馆馆名和馆门两侧楹联,分别由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陕西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贾平凹题写。莫言表示,这是他文学创作新的起点,开馆将激励他再接再厉,努力创作回报家乡。
谈起文学馆的现状,毛维杰告诉记者,目前还是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尴尬。馆里加上他自己一共才4个管理人员,而且都是兼职,他自己目前还是在高密教育局工作。
由于人手不足,对文学馆的日常工作难以面面俱到,因此目前莫言文学馆还没有做到对游客开放,只是接待一些预约前来的莫言研究者。毛维杰说,希望以后人手能够多起来,将馆里的日常工作完善一些,甚至可以将馆址迁建到更大的地方,将莫言文化发展起来。
■采访后记:
一片乡土的“作家自豪”
在高密采访时,记者深深地感受到,莫言这个名字几乎变成了一个响亮的名词。在高密,更是如此。车站外打出租时,司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高密人,一口浓重的高密话。记者问他:“知道莫言吗?”他笑笑说:“知道!作家,高密老乡!红高粱电影,文化节,都是他的!”
高密一位朋友告诉记者,在高密,这几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红高粱文化节,提起红高粱文化节,自然让人想起莫言的《红高粱》。过去,高密打什么旗号亮什么牌,是一直困扰高密人的问题。红高粱文化节举办以后,“红高粱”最终得到了充分认可,成为了高密文化品牌。
记者在宾馆办入住手续的时候,记者问两个服务员是否知道莫言时,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知道知道!”记者又问她们,是否知道莫言老家怎么走时,她们让记者明天去莫言研究会问问,他们肯定知道。
对于一个非高密人来说,从一个服务员嘴里听到“莫言研究会”这个名词,让人听起来如此感慨。不是别的,它让人坚信“文学”这两个字正在高密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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