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下乡的日子
2014年10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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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永升

  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产业焕发勃勃生机,电影也迎来第二春,露天电影院成为农村的一大景观。
  那时,放映员下乡放电影,都推着小推车,步行数公里,也算是比较辛苦。车上载的全是些放映装备:装拷贝的方形铁箱、放映机、宽银幕、音箱、扁铲、小柴油发电机、工具包等。通常,下乡放电影多由两位放映员结伴而行。一来,路上有个沟沟坎坎能有个照应;二来,倘若放映中遇到难题,也能帮忙出出主意。
  过去,农家孩子最期盼的事,一是过年,再就是看电影了。只要放映员的身影在村头一露面,孩子们就欢呼雀跃般尾随着他们走进村委大院。毕竟在物质匮乏且精神饥渴的岁月里,电影给农家带来了难以言表的愉悦。好奇的男孩儿一探究竟,总是东瞅瞅这儿、西望望那儿,围在放映员身边转。放映员一句呵斥的话也没有,一边耐烦地解释,一边从容地忙着自己手中的活计:卸下装备、归拢物品、整理拷贝。那时间,放映员常穿梭于各个村庄,拷贝来不及倒是常事。于是,趁着电影开演前的当口,赶紧忙着“倒带”。所谓“倒带”,就是将放映机机身展开,在前后两个片臂上,一个挂收片盒(空盒子),一个挂供片盒(装拷贝的盒子),通过机械传动,将拷贝从一个盒子倒到另一只盒子里。
  露天放电影,别有一番滋味。要有一片开阔的场地,足以容下数百人甚至上千人,那场面何其壮观!在空场的前头,放映员先要用弧形扁铲挖出两个深深的小圆坑,圆坑相隔的距离需预算好,然后,把两根竹竿深埋入坑内,用扁铲将泥土捣得牢实些,最后挂上银幕、绑好音箱。再在空场中央放上一张桌子,将放映机及拷贝箱等设备摆放好。至此,放映前的工作基本就绪。
  “今晚放电影喽,今晚放电影喽!”在孩子们的吆喝声里,放电影的消息不胫而走。劳碌了一天的妇人忙着做晚饭,生怕耽误了看电影。孩子们把作业搁在一边,忙着占场。过去看露天电影,占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场”不能太靠前,也不能太往后。为了图省事,农家孩子想出了主意:谁若先找个地场儿画个圈,摆上石、瓦块或放上小凳子,这就是他的“场”,别人就不能抢占去。尽管如此,因争夺“场”而引发的争执还是时有发生。
  终于,等到电影开演的一刻。与“场”有关的纷争也就此平息。这时,所有的场儿全部搁上长条凳或二人凳,人们满怀期待,不时将目光瞄向放映机。那时的我喜欢挨着放映机坐,好奇心驱使我非得探个究竟。只见放映员坐定,调焦距、试镜头、装胶片,一切都在他优雅而娴熟的动作中完成。当放映机开始转动,银幕上闪现第一道光束时,我的目光才会转移到银幕上去。
  那年月,电影放映中停电是常事。这时,有经验的放映员会用自备的小发电机发电,发动引擎是需要一些耐性和技巧的。先在马达的转轴上固定缠绕好一绳结,然后使劲拉动马达,直到发电机发出“哒哒”的轰鸣声为止。我喜欢听马达的欢唱,喜欢闻柴油的味道,自然而然地就成了放映员的好帮手。
  除在本村看电影外,我还跟小伙伴们到邻村去。当年,毗邻的唐家泊村当时有驻军,每周为农村百姓放一场电影。为了看电影,我们这些小影迷甚至顾不上吃饭,把书包往家一丢,就急匆匆地赶往三五里外的唐家泊村。有时去晚了,就坐在银幕的反面看。那时,看露天电影,感觉的确很新鲜。看电影时的兴奋与投入,常令我顾不及蚊虫的叮咬和冻僵的双脚。电影散场,尽管我们饿得饥肠辘辘,但观赏一部好影片的幸福与满足,仍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三十多年如白驹过隙。像《宝莲灯》《红孩子》《一江春水向东流》《柳堡的故事》《51号兵站》《冰山上的来客》《戴手铐的旅客》《一双绣花鞋》等许多经典老电影,时不时地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令我回味无穷。
  我深深地怀念那个电影下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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