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同伟
吃“大锅饭”那个年代,公社社员靠挣工分计算劳动报酬,工分挣得多少,是衡量每一个家庭收入高低的重要标志。于是,有人感叹道: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开社员会,是那个年代的常事。有些社员开会就闷头睡觉,根本不管会议内容,只是为了挣工分。有人这样自嘲:开会咱就到,少说多睡觉,甭管讲么事,梦乡自逍遥,休问会长短,莫把闲心操,经验有一条:工分照常要。 有些小队干部处事不公,时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刁难社员,于是有人编起了下面的段子:得罪队长干重活,得罪会计笔下错,得罪保管员换称砣,得罪记工员天数缩,得罪挑大粪的,两勺顶一勺。 那个时侯,农村一些吃香的职位,大都被大队干部的子女占据着,有人愤慨道:听诊器、方向盘,民办教师、代销员,人称美差四大香,干部的子女都占全,老子有权儿有“才”,难道百姓都老憨? 大大小小的大队干部,拿着高工分,对社员指手划脚,对此,有人气不打一处来;大官小官都脱产,东瞧西望中间看,光催社员干干干,年终评分三千三。 干“大队工”是比较轻松的活儿。由于管理松懈,不少“大队工”在岗位上磨“洋工”,糊弄工分。有人调侃道:“大队工”,真稀松,八点上工九点动,拉屎尿尿两个点,提起裤子就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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