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登山遇袭幸存者张京川回国谈生死之间 |
| “能成功逃脱,有运气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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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06月28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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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起杨春风、饶剑锋,张京川几度哽咽。 肖龙凤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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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 发自昆明
张京川依旧沉浸在极度的疲惫与悲痛中。6月23日,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以下简称“南伽峰”),43岁的昆明市五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员张京川,目睹好友杨春风、饶剑锋在武装袭击中遇难,自己则死里逃生,成为此次遇袭事件唯一幸存者。
在将杨春风的遗物送回乌鲁木齐后,张京川回到家乡昆明。6月27日上午,张京川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几度哽咽。但他表示,登山爱好者不要因为发生一次这种事情,就停止自己的脚步。登山是战胜艰难困苦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只有受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他才能更加弘毅。而越艰难险峻,越能体现出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听到枪声,下意识低头躲过子弹”
齐鲁晚报:遇袭之前你们正在做什么?
张京川:我们是6月8日到的伊斯兰堡,坐车到了一个城镇,再徒步近三天到达南伽峰,随后到达海拔4400多米的前进营地进行适应,这里的海拔比大本营还要高900米。前进营地有二三十人,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安扎帐篷。事发当天,一支登山队离开了前进营地,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因而避开了这次恐怖袭击。
齐鲁晚报:武装分子当时是什么装扮?
张京川:这个涉及到案件的一些细节,具体的我不能透露,只能说他们全部都拿着冲锋枪,全副武装,全都蒙着头。
齐鲁晚报:遇袭时的情形怎样?
张京川:6月23日凌晨3点半(指北京时间)左右,一伙武装分子闯进了营地,把每一个队员直接从帐篷里揪出去,捆绑,然后索要财物,进行摄像,最后进行枪杀。
齐鲁晚报:您也被击伤了?
张京川:直到获救后去医院检查时我才发现,头皮被子弹擦伤了。当时,几乎是听到枪声的一瞬间,我下意识低头躲过了子弹,也就是1秒钟的时间。之后我趁乱“撂倒”了旁边的袭击者,挣脱绳索,拼命狂奔,跳到营地外一个30米的深沟里,脱离了被枪杀的险境。40分钟以后我匍匐潜回营地,穿上棉服、高山靴,带上冰爪,并找到了卫星电话,打电话给国内的同事求救。
齐鲁晚报:您是如何躲开武装分子追捕的?
张京川:我拼命地奔跑,“之”字形地奔跑,侧翻,然后奔跑。
齐鲁晚报:这和您在部队里学到的技能有关系吗?
张京川:与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直接关系,用“之”字形的跑动方式可以避开子弹的扫射,加上地形的掩护,就能跑出去。但我能成功逃脱,只能说是有运气的成分。
齐鲁晚报:您当过侦察兵?
张京川:我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但不是侦察兵,我学的是军事指挥专业。我认识他们的武器,对他们的军事素质,包括持枪的姿势——袭击者的枪都挂在脖子上,这样的持枪方式只能扫射,不利于瞄准——都作出一些评估,这让我能够迅速作出判断并逃脱。
“没想到救援飞机来得这么快”
齐鲁晚报:打完求救电话后,您为何不下山而是往山上跑?
张京川:因为上面相对安全。第一,我想找到信任的登山队员,和我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对付下面可能发生的危险。第二,我到高的地方,因为武装分子没有冰爪、高山靴,不能在冰雪的地面很自如地做动作。
齐鲁晚报:救援飞机什么时候到的?
张京川:打电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当地时间1点3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4点35分。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的第一架直升飞机落下时,大概过去了9个多小时。直到看到第二架直升飞机落地,我才现身。
齐鲁晚报:真是劫后余生!
张京川:我没想到救援飞机来得这么快,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幸福,就是你背后有很强大的国家,说这些话我绝没有一点惺惺作态。
齐鲁晚报:救援来得非常及时。
张京川:对一个瑟瑟发抖、等待救援的人来说,能尽早脱离险境的心情,大家可能没法设身处地地理解。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直升飞机到了大本营,把我送到了军营,又用专机把遇难者的遗体一起送到了伊斯兰堡,中国大使馆人员、外交部人员和公安部人员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杨春风是最好的登山家,他没有任何财产”
齐鲁晚报:您匍匐回营地时曾冒险爬到老友身边,是不是还期待能有奇迹出现?
张京川:(哽咽)2012年7月,我们三人一起成功登顶乔戈里峰(国外又称K2,世界第二高峰)。在登山过程中很艰苦,登过一次高峰就成了“战友”。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我只能把他们记在心里。
齐鲁晚报:杨春风还是您登顶珠峰时的向导?
张京川:我和杨春风非常谈得来,他每年都到我昆明的家中住至少三周以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齐鲁晚报:杨春风的家人还好吧?
张京川:杨春风可能是我国最好的登山家,但是他没有任何财产,离婚16年了,儿子一直由父母和妹妹抚养,父母年老,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很多人想通过我向他的家人捐款。他妹妹为他儿子开了个账号,大家可以捐款,力所能及地帮帮他们,开户名:杨起云,账号:6217858300006982376,开户行是中国银行乌鲁木齐石化支行,他妹妹杨春亚的电话是13139881103。
齐鲁晚报:杨春风是职业登山家,他是怎样教育儿子的?
张京川:杨春风本人一直不管儿子,儿子从懂事起一直由杨春风的父母和妹妹带。他曾说过:“我不用给儿子留下任何物质遗产,只要让他知道他爸爸是位英雄。”杨春风认为他给小孩的精神财富要大于一切。
我不赞同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还是得陪在孩子身边。也许他比我更洒脱,比我更有境界。
“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就停止脚步”
齐鲁晚报:有读者疑问,您是全职公务人员,怎么会有足够的费用和时间去登山?
张京川:这次我是和单位请了2013年的公休假,我工作23年,有15天的公休假。至于费用,都是我通过自己的关系或者其他朋友筹集资金,但这次登山的费用全部是由我自己承担的。
齐鲁晚报:您遇袭时求救电话先打给了同事,而没有打给家人,是怕家人担心?
张京川:我们在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会选择拜托给朋友,对自己的妻子或亲人不能说这些话,他们会受到太大惊吓。这两年里,我已经和死亡有过多次“亲密接触”,所以对家人有着深深的歉疚。
齐鲁晚报:您以后还会进行登山运动吗?
张京川:这个情况我现在不能回答,只能说我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会对家庭负责任,对朋友、亲人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至于是否再进行这一类的活动,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
齐鲁晚报: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您对登山运动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张京川:我觉得这个事件和登山本身的危险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是恐怖分子选择一个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地方策划的事件。如果我们旅游途中在酒店或在集市,也有可能遭受这些危险。不能说是因为去登山,就会碰到恐怖分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次不去登山,就可能避免这个危险。
齐鲁晚报:这次事件可能会影响到登山爱好者的热情吗?
张京川:一个人只有在自己身体允许范围内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然后从中得到愉悦,这个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对广大户外爱好者、登山爱好者来说,不要因为遇到恐怖袭击这种事情,就停止自己的脚步。去磨炼自己,愉悦自己的身心,为我们拥有强大的体魄打好坚实的基础,你就已经成功了。
“越艰难险峻越体现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齐鲁晚报:您说过和杨春风是有共同理想和梦想的知己,共同的理想、梦想是指什么?
张京川:我们觉得登山不仅是体现自我的一种状态,也是弘扬一种勇敢的精神,是战胜艰难困苦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只有受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他才能更加弘毅。
齐鲁晚报:你们也推动了国内登山运动的发展。
张京川:我们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带动整个国家的登山运动,通过我们的践行促进国人对登山的看法,尽量加入到这个队伍里,强健自己的体魄,振奋自己的精神。
齐鲁晚报:南伽峰有“杀人峰”之称,据不完全统计,它曾吞没了数十位登山爱好者。你们为何会选择去那里?
张京川:这座山的攀登难度在乔戈里峰之后排在世界第二,但死亡率在乔戈里峰之前,一直没有中国的业余登山者成功攀登过。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联手攀登这座山的意义所在,我们想创造中国民间的一个足迹。
齐鲁晚报:是不是越危险难爬的山,越能吸引你们?
张京川:经过无数次的登山历练,我们已经把登山的艰难险阻当作自己克服困难的一个标杆。只有顺利克服别人克服不了的困难,你才能让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提升。越艰难险峻,越能体现出我们登山人的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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